张让虽然极想对天子说郭斌是佞臣，可是看着刘宏欢欣雀跃却极力抑制的样子，再想想郭斌的为人手段，还是将到了嘴边的话生生咽了回去。他总被人说成是佞臣，此时终于感受到别人说他是佞臣时那悲愤郁闷的心情了。
然而，郭斌此举却并非单纯为了卖好天子，而更是为了解决南宫被烧的难题。若是真的按照朝廷的规矩来办，无论是收取赋税，还是从各地采买花石，又或者是征发徭役，其花费较之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可能要扩大无数倍。
先不说包括十常侍的各级官员的层层盘剥，便是天下的官员一个个清正廉明，但因官僚系统运作效率极慢，其中所花费的也海了去了。
这么算一笔账，天子下发诏令后，层层官僚机构要学习和领悟新发诏令的精神吧？州县的小吏要重新核算田亩，计算每户应该缴纳的税金吧？好，核算田亩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要将这些计算落实的话，总要小吏下乡，将每家每户所应多缴纳的税金数量通报一下吧？
当然，按照目前的基层管理制度，小吏大多是直接到乡中，向里正通报，然后再由里正和乡老向乡民解说。然而，不要说每亩田要加税，便是不加税许多农户也很难按时交纳税金，这就要一番扯皮推诿了吧？
非但如此，往年缴纳田税，多是以实物缴纳，而如今却要每亩田增收十钱的税钱。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农夫种田所得仅有田中所产作物，而若要以银钱核算的话，则势必要贩卖手工制品或者直接贩卖粮食，这就是所谓的男耕女织。
在如今一家人勉强果腹都为难的时候，还要他们上缴银钱，这不是逼着他们造反吗？况且一旦真的施行下来，便是乡中小吏不会私自加税、中饱私囊，可卖粮食交税的人多了，粮价势必下降，往年五百钱一斛的粮食，如今可能四百钱都卖不到，这也是变相压榨农民财产，只是这压榨的一部分都落到地主或是粮商手中罢了。
再说收取租税，这些小门小户的还好说，几个小吏带着刀枪棍棒上门，一番恐吓，只要不是真的赤贫之家，总是能搜刮得出来的。另外，办事的吏员随手拿只老母鸡，掏个鸭蛋，不为过吧？官老爷们顶着烈日亲自上门，踩坏了多少双鞋子？小民老百姓上点儿供奉似乎也不过分嘛！
而在面对各地豪强的时候，这增加赋税的活计可就不是那么好做了。这些豪强非但识字，而且其对朝廷政令的理解可能比办事的吏员还要门儿清。豪门大户相互串联，朝廷的讯息总要搞清楚吧？这些手下动辄有几百上千家丁护院的豪强，哪里会去理会小小的吏员？
好，总算抠抠搜搜地将重建南宫的银钱收了，总要运送到京中吧？这钱财尚便于运送，可无论是花石还是其他的财物，怎么运？在这个时代，运送的手段无非人挑肩扛，这样人吃马嚼，又是一大笔成本。
这还是顺利的情况，若途中遇到劫道的响马，路上再损耗一些，要修建一座南宫其中所要花费的巨额成本是无法想象的。若真要以这个办法收取赋税的话，那必然是又一场惊动全国的大动荡。
更何况，如今黄巾之乱刚刚平定，各地的流民正在缓缓地回到户籍地。他们一贫如洗，既没有口粮，也没有种庄稼的种子，连糊口都需要向当地豪族借粮，更不要说再要支付沉重的赋税了。
可以说，刘宏这一条诏令下去，紧接着就是各地烽烟并起，贫苦百姓沦为盗贼，各地黄巾军死灰复燃。而若造成这样的情况，则不是朝廷组织大军围剿便能剿灭得了的了。
便是南宫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完成了，那每亩田所增收的赋税就真的能降下来吗？先不说天子会不会假装忘了这茬，而让赋税保持着高水平，便是天子下令要降下来，下面真的能降下来吗？层层官吏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增加收入、捞取外快的手段，起事那么容易便能收手的？因此，这种临时加派的赋税，便会极容易因为各级官员的“失误”，成为惯例。
如今，西北羌族首领北宫伯玉、李文侯造反，西北少不了屯驻重军把守，而剿灭黄巾之乱的南北两路官军，加起来也不过十几万人。看起来中原的兵马还是不少的，可若是各个州县一分，能不能守得住县城还是两说，更不要说剿匪了。
这些盗贼，自知本身装备不好，实力不强，哪里会跟官军正面冲杀？他们若是充分发挥游击战的战术，再利用人头熟悉，地理熟悉的优势与官军玩起了运动战，平日里养尊处优、大爷似的官军老爷用不了十天半个月便会被拖垮。届时，不要说十万大军，便是百万、二百万大军，也无济于事。
当初卢植为什么要将张角及所部精锐全都逼进广宗城中，并将其团团围住？不就是为了防止张角将手下派到中原各地，发动群众反抗朝廷？要知道，当时卢植的手中只有五万人，真要这么玩的话，便是再剿个十年八载的也剿不完啊！
因此，郭斌之所以一力将重建南宫的任务揽了下来，最重要的，便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否则，天下将会重新陷入混乱，东汉朝廷固然会加速灭亡，可最终受苦的还是最底层的平民老百姓罢了。
郭斌前世也不过是个平头百姓，否则也不会因为学习不好而去当兵。他最了解中国的老百姓，哪怕是忍辱负重，哪怕是苟且偷生，哪怕是毫无尊严，只要还有一条活路，他们便会很自觉地往那条路上走。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既显示出中国老百姓旺盛的求生欲，更体现出其软弱而卑微的诉求。
郭斌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这种事情若是不知道，尚可以装作没事，可如今既然事情找上门来，郭斌断没有不管的道理。因此，他抛下对于是否努力挽救这个腐 败到根子里的东汉朝廷的纠结，只想着尽自己所能救助普通老百姓。所谓“见义不为，无勇也”，郭斌自认尚不算软弱畏缩之人。
然而，他便是要尽力帮助老百姓，努力揽下修建南宫的任务，却也并非是要做个毫无原则的老好人。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他的身后便是伏龙山庄和郭家庄的几千家人，便是阳翟县的十几万民众。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与这十几万生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即便是行善，郭斌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完全不计较利害得失。更何况，这种规模的工程，虽然伏龙山庄完全可以看单独接下来，然而事情却绝不应该这么做的。
因为他有自己的团队，他的身后有盟友和合作者，与盟友和合作者们共同分享利益、共同承担风险，也是身为一个合格商人的美好品德不是吗？更何况，若真是显出自己的伏龙山庄有如此巨大的财力和人力、物力，若是被别有用心之人盯上，那也是不胜其烦不是？
因此，郭斌这一次抬出来的是由阳翟县豪族做股东的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集一个大县之力重建南宫的话，虽然也极容易引人侧目，却不会让人眼红。人们只会感叹阳翟县豪富，却不会有人敢起坏心思。在这个时代，便是皇亲国戚，敢与一个地方的豪门大族团体生死相拼的，也从未听说过。谁知道这些豪门中，哪一家的子弟在哪里做官？谁知道这些豪族与谁有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
而郭斌让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主持修建南宫，也并非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目前，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已然遍布天下，其以极快的建筑速度和超越普通建筑的极高牢固度而知名当世。天下的豪门富户，争相与其联系业务，想要加固自己的庄园。这项业务，自从太平道谋反、天下大乱，便愈发火热。
然而，生意是好生意，却是明明白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说白了，就是利润不是太高，公司的员工都是在卖死力气干活。虽然，在这个乱世，能有一份填饱全家人肚子的稳定工作已然是侥天之幸，郭斌却还是想要新式的建筑方式走向高端化。
因为目前的业务，最普遍的便是为豪门富户修建院墙。这种工作目前看来虽然前景广阔，来钱也快，却终有没落的一天，毕竟豪门大户的院墙也不可能永远都建不完不是？而且修建围墙的工作太过单一化，虽然速度极快，却无法更好地磨炼建筑工艺，不能更好地锻炼工人们的建筑技巧。
若非公司的福利好，只懂建筑围墙的工人，其地位甚至连只会版筑的技术工都不如。而且若单纯是围墙的建筑，技术含量则太低，极容易被模仿，如今许多豪门大族便购买了伏龙山庄生产的水泥，然后自己培训工人，建筑围墙。
因此，在这新型建筑业极其火爆的关键时刻，郭斌想到的不是如何进一步垄断市场，将天下的业务都拉拢过来，而是如何实现产业升级。
当日，杨赐向郭斌询问重建南宫的解决方案时，他只说了阳翟县会一力承担，而晓得郭斌在阳翟县巨大影响力的杨赐听了，也没有多问。直到回到郭府，郭嘉问起来，郭斌才当着戏志才的面，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
众人听了，无不叹服。
在这个但凡有一点新技术都要视若珍宝地藏着掖着，甚至将其当做宝贝，传之后世，成为自己家族赖以生存的谋生之道的时代，郭斌这种开放性的思维深深地震撼了众人。
戏志才当时便激动地攥着茶杯，说了这么一番话：“主公之格局器宇，襟怀气度，追至三代，无有能及者。”
不错，郭斌从始至终便未曾禁止过水泥的贩卖，也从来未曾制止过各地豪族派遣家人门客前来伏龙山庄学习新式建筑方法。
因为，他深知，天下的买卖是做不完的，而天下人的人情是有限的。只有努力结好各地的豪族，在各地豪族中留下好名声，才是壮大自身的必经之路。自从在伏龙山庄立住脚跟以来，有钱大家赚，便是郭斌的基本原则之一。
做生意如此，搞政治何尝不是如此？
无论在什么时代，在高层政治中，一言堂、乾纲独断永远都是长久不了的。因为在最高层中，毫无疑问是存在着几个比较大的势力的，正是因为这个现状，导致了高层政治从来都是相互牵制、互相合作的关系。而那个站在顶端，立在台前的人，永远都是各方相互妥协的产物，因为只要有一方想要独大，便会遭到其余各方的联合打击。所以说，站在最高点的那个人，必然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
郭斌虽不敢如此奢望，却总是想着为自己多留几条后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