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私学遍布中原各地，尤其以颍川最盛。如今最为显赫有名的，就有颖阴荀氏、长社钟氏、许昌陈氏三家。
这三大家族世代以诗书传家，三大家族中的俊杰：钟皓、荀淑、陈寔，与韩韶一起，以清高有德行闻名于世，被称为颍川四长，是东汉一朝同郡的鼎鼎人物。其中许县陈氏的陈寔，与子陈纪、陈谌并著高名，时号“三君”，更是党锢之祸初起时的党人领袖之一，另外颖阴荀氏，也有荀俭、荀绲、荀靖、荀焘、荀汪、荀爽、荀肃、荀旉，被称为荀氏八龙。
在颍川的三大家族之中，颖阴荀氏与刘陶是同乡，因为当初黄巾之乱时荀彧带着一部分族人来到阳翟县，受到了郭斌的庇护，因此没有受到黄巾军的过分骚扰，起码人与细软财物是保住了。长社钟氏则因为长社是南路官军对抗黄巾贼寇的中心，几万官军都被困在城中，反而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相比起来，许昌陈氏受到的影响却颇大，所幸长社之战后官军士气如虹，陈氏指挥家丁守卫庄园，倒也坚持了下来。
待到黄巾之乱基本平定后，颍川郡中人口数量虽有减少，但土地还在，豪门大族们自然也依靠着累年的积蓄和在地方上崇高的声望，重新过上了原来的生活。这个时候，地方豪门大族对地方重建与维持稳定的重要作用又显现出来了。
颍川郡中这么多诗书传家的豪门大族，其门中子弟多入仕为官，其中门生故旧遍布天下，若是能将其力量整合起来，则其强大程度是可以想见的。以郭斌行事的作风，摆了这么大的阵仗虽是为了进行颍川郡的“精神文明建设”，可若只单单有这么一个好处，那可就太“浪费”了。
因此，郭斌想要借着刘陶的事情为契机，逐渐将颍川的政治力量整合起来。颍川郡中荀氏自不用说了，有了荀彧在此，那自然是跑不了的；长社钟氏，郭斌却早已与他们有了极为亲密的合作，长社城外的码头与庄园的建设，若是没有钟氏的支持，想要建起来自然要多费一番力气。况且，郭斌将长社作为连通阳翟县的卫星城，使其成为连接徐州、扬州、京师、阳翟的交通枢纽，也成为遍布仓库的商贸中心城，钟氏也是大大地尝到了甜头的。因此在颍川郡中，除了颖阴荀氏，钟氏与伏龙山庄的合作最为密切，其获利也是极丰。如今的钟氏，虽经过了黄巾军的破坏，其发展却更加迅速，其实力较之黄巾之乱前甚至更有增长。
而相比起来，许县陈氏与郭斌的交往自然便不是那么密切了。想要将颍川郡真正地掌握在手中，郭斌非得将三大豪族尽数折服方可，否则便是一句空话，而在三大豪族之中实力居于首位的许县陈氏，目前看来自然是重中之重。
陈寔的官位虽不甚高，可其在士林之中名望极高，德行高致，又会做人，被称为“陈君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算得是士林之中泰山北斗一般的人物。也就是说，这个陈寔一旦遇到好事，便将功劳推给别人，一旦做错了事情，便将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这样的好人，谁不喜欢呢？而具体到颍川郡中，争取陈氏一族的支持，便显得愈发重要了。如今郭斌摆明车马地抬高刘陶的声望，与宦官过不去，向当年第一次党锢之祸中的党人领袖，年已八十二岁高龄的陈寔示好，自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只见郭斌说完那番话以后，便亲自上前抬起盛放着刘陶衣冠的棺椁，与赵云、戏志才、荀彧、徐庶、关羽、张飞、黄忠、陈到几人一同将其葬入祠堂后的墓穴之中。待新建的墓穴填上土，郭斌便亲手奉着刘陶的灵位进入祠堂之中，将其端端正正地摆放在主祭位上。
待郭斌怀着沉痛的心情将其摆放好后，主持仪式的荀彧大声道：“黄巾之乱及塞外之战中，英勇就义之英灵入祠！”
这时，便见几十个人各自捧着灵位依照顺序进入祠堂，待将木制的灵位摆放在配享的位置后，方依次走出祠堂。郭斌在中原剿灭黄巾的几次大战中，手下伤亡虽极少，在这冷兵器作战的战场上，却也极难做到零伤亡，这些捧着牌位进入祠堂的，都是随着郭斌南征北战牺牲之人的家人。
随后，戏志才命人将早已写好的牌匾挂在了祠堂正门，便是端庄中正的“英烈祠”三个字，祠堂正门两侧也挂了一副楹联，便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林则徐的诗放在后世来，可能已经被说烂了，可让如今的人看了，却是振聋发聩。这些，自然又都是出自郭斌的手笔了。
西方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一个团体，一个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则必然会引起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的冲突。因为各个阶层都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也都无法独占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力，无法否定他人的利益。为了不同归于尽，他们便只好采取妥协、协商的办法，只好求助于一个相对超然而又强大的公共权力。
而这些在15世纪—17世纪间成型的西欧民族国家，一经建立便面对着无休止的外部威胁和冲突，便处于不断的战争之中。因为那时候正是大航海时代 开启，欧洲各国忙着探索大海，忙着寻找新的陆地，忙着占领殖 民 地，忙着争夺海上霸权的紧要时刻。为了应付战争，它们需要增加税收并将其更加制度化，需要建立完善而系统的官僚体系，以治理内政、动员兵力，需要在民众中唤起爱国主义情绪，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然而，中国则颇不相同。
说到底，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共同需求，这个社会需要凝聚力量共同面对危机，共同进行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建设。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地形复杂，地势西高东低，长江大河自西向东汇入大海。而受这种大的地理形势的影响所形成的农耕经济，使得中国人民对于长江大河极为依赖，同时也极为头痛，所谓痛并快乐着。
水从来都是生命的源泉，也从来都是人类选择聚居地的重要考量之一，无论是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还是中原农耕民族旁水而居，其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水源。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有水源的地方便可以放牧，这水源既可以生产野草，也可以饮马饮牛，更可以提供生活用水；对农耕民族来说，在河边居住可以更加便利地获得浇种耕地所需的大量水源。因此，在中原地区，大城市大多是要建设在江河附近的，因为江河可以为密集的城市提供足够的水源。
夏朝都城阳翟，紧邻颍水；商朝的都城商丘，则临近黄河；西周国都镐京，就在今天西安市长安区西北，紧邻黄河支流渭水；东周国都洛邑，亦即如今的东都洛阳，则是处于黄河南岸。便是东周时期列国的都城，也大多分布在河水边上。
齐国临淄，紧邻淄水；楚国的几个国都，大多在长江沿岸；燕国都城蓟城，有潮白河、拒马河、永定河等流过，当年太子丹送别荆轲的“易水”，源出易县境，入南拒马河，“荆轲入秦行刺秦王，燕太子丹饯别于此。”
韩国初都阳翟，后来迁居新郑，新郑也是在黄河南岸；赵国都城邯郸，紧邻滏阳河；魏国都城大梁则紧邻黄河，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王贲攻魏，曾决黄河及大沟水灌大梁，城毁魏降；而秦国的都城咸阳，则是紧邻黄河支流渭水。
之后的前汉国都长安、后汉国都洛阳、隋都大兴城（即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唐都长安、北宋都城汴梁、南宋的临安、元朝的大都、明朝的南京及后来的北京，清朝的北京，乃至后来共和国的北京，都在河边。丰沛的水资源既可以供应越来越庞大的城市，供给越来越多人口的饮用，又能够加强都城的物流速度，比如北宋的都城汴京，漕运的便利性便是当初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也是为了增强南北之间的联系。
因此，水资源的重要性在古代中国以农耕为主的社会中，绝对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之一，也是形成人口聚居地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中国境内大江大河贯穿的地形使得水利设施的建设尤其重要，著名的“三过家门而不入”，说的便是大禹治水的故事。
正是这种在深层次的经济原因，使得中国早早地便形成了国家的概念，因为只有统一的国家才有能力形成强而有力的公共权力，只有强有力的公共权力，才能保证诸如治理黄河、兴修水利这样庞大的工程得以顺利实施。再加上北方遍布着野蛮而凶狠的游牧民族，时时要南下中原抢掠一番，因此，中原大地上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形成了强而有力的统一国家。
而欧洲则因为降水丰沛，自然环境较之中原地区要好得多，境内又没有如黄河一般需要经常治理的地上河，因此他们在根子上便没有形成统一国家的动因。而直到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各国需要在世界各地瓜分殖民地，需要争夺利益，各国方真正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单从这个方面来说，正是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早了将近两千年。
各位大佬对不住了，今天停电，刚来电潜阳便火急火燎来发新章了，不到之处，请各位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