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里一株枫树在清晨橙色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艳丽，它的枝丰牙捧起全部红叶伸向天空，象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时间已是深秋，并不是爱情的季节，但在这幢楼房的二楼上，在临着这个小院的玻璃窗里，一个美丽的中年妇女的头和一个两鬓已略显斑白的头偎在一起，竞使这间房间里洋溢着一种严肃而又旖旎的爱情。两个人都出神地凝视着枫树的梢头。这么多年来，他们才开始有领略美丽的自然景物的闲情逸致。
“这样的事，该不会再来一遍吧！”她的手摩挲着他的肩头，轻轻地问。孩子已经到工厂去了，他们也将分头去自己教书的学校。最近，早已消失的青春和被忧患压抑的爱情，象这经过霜打的枫叶一样又在心中燃烧起来，在他们重新工作以后分配到的新屋里，他们仿佛又回到燕尔新婚的时期即使是一天的短暂分离，也会使他们在分别时有一种依依之感。
“绝不会了！”他的下颔搓揉着她的头发，两眼闪着喜悦的光辉望着窗外，“绝不会了，这的确是个新时期的开始啊！”
“唉……真可怕！这二十年就象一场恶梦。”痛定思痛，她仍然心有余悸。她把头靠在他肩上，象刚刚放下一副重担一样吁了一口气。
他摸抚着她瘦削而不露骨的双肩，找不出适当的话语来安慰她：他知道，这二十年来与其说是给他、还不如说是给她造成的痛苦才是最深重的。男人有一股天然地能够挺过痛苦的力量，而且有时还能借其它机缘发泄发泄胸中的郁闷，而女人总是默默地忍受一切。自从他——周原被定成“右派”，送到农场去劳动教养以后，家庭就是由她——文玉奇一个人维持下来的。她经受了与丈夫的生离，也经受过与亲人的死别：先是为周原的母亲送终，然后又是双生子中的那个女孩子的夭折。而这些，当时她都在信中瞒着他，他不过是在三年以后强支着病体蹒跚地回到家，才把头埋在母亲遗下的一件衣服里象狼嚎一样地哭了一场……。想到这里，周原的目光有点黯然，他低下头来，吻着玉
奇的头发与颈项相交的地方。文玉奇，二十四年以前和他同。是北京师范学院的高材生。那时，她是一个美丽得出奇的姑娘，《南岛风云》上演以后，同学们发现她和演员上官云珠长得简直一模一样，于是都叫她“上官”。但她是一个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上官”，一个有血有肉、可望可即的“上官”，所以同学们又都认为她比上官云珠还要美丽得多。在即将毕业的时候，在男学生们自然而然地要考虑终身大事
“是呀，以后你可要注意，再不要直言无忌”玉奇伏在他的肩头，声音好象是在梦中响起的一般，“人太直了要吃亏，螗境者易折……”
但玉奇的话没还有说完，他突然把她推开，两手抓住她的两只胳膊，激动地说“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党中央解放了我，不仅仅是因为我个人冤屈。你想过吗？为什么党要改正二十年前做错的事，这是多么大的历史勇气和决心！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如果我总站在二十年前惨痛的经验上裹足不前，党又何必解放我？不！我要和过去一样，正直地……”
“‘正直’，‘正直’，你要知道，你在学校里正碰着他。他正是你的领导！”玉奇蹙着秀眉，反过来抓着周原的手，紧张地说，“你何必要搞什么补充教材呢？又何必选孔子、孟子的东西呢？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疼。要看到你还在他的手下，他随时都可以整你的呀！”对妻子的着急，他只微微一笑，把手搭在她的肩上，说道“奇，你想过吗？这二十多年来，是什么支持我们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是理想和信仰吗？显然不是。那时候，在政治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歪曲、被阉割，被搞得支离破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线被弄得混乱不堪；在道德上，所有可以作为典范的人物都被贬得一钱不值，甚至周总理也被他们说成是‘走资派’，雷锋也成了‘奴隶主义’。我们自己呢，更是被凌辱、受摧残，我们也弄不清这究竟是党的主张还是什么一小撮人的阴谋。可是，我们究竟没有去干坏事，更没有被他们从反面激起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意念；在道德的真空里，我们仍然能洁身自好，守身如玉，以致我们现在能够俯仰无愧。那么，这是什么力量呢？是什么观念在引导我们呢？”渐渐地，玉奇在他的眼睛里已看不见她的面影了，瞳仁象一口井一样，虽然发亮，却是深邃的。他放开了玉奇，在房里来回踱步“我认为，这除了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信任之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在支持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不正是用这种道德观念去衡量别人。要求自己的吗？那个时候，政治上的矿芷确’都被‘四人帮’垄断了，但很多人恰恰在道德上首先认识了他们是一群宵小；而对周总理，又正是从他集中地、高度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德这点上。坚信他在政治上一定是真正的正确的。现在搞四个现代化，如果不批判地继承传统的道德来充实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我们的社会风气就有被西方某些不健康的东西败坏的危险。我们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可是，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难道只有在法家的著作里才能找到吗？……”“理想主义，你永远是理想主义！”玉奇有点气愤地打断他的话、她知道周原既有艺术家易于激动的浪漫气质，又有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古板与拘泥。这种个性，已经使他们遭到长达二十年的祸害，现在，她又有这样的预感，仿佛周原难移的个性还会使他掉进深渊。她极力压制自己的激动，温情地规劝着丈夫说“原，你要好好想想，人不是生活在理想里，而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在我们前面，永远是个X，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这二十年的变化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我们只能够独善其身，没有能力去兼善天下，很多很多事都不需要我们去过问。现在我们总算重新搞了一个象样的家，剩下来的三口人终于团圆了，你何必苒冒风险呢？过去，你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以后我怕你还会遭到这样下场。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要为我想想，为孩子想想……”说到这里，她的泪水竟止不住迸流出来，好象那些可怕的岁月已经周而复始了一般。玉奇就是这样，在苦难生活中有一股坚强的韧性，而在苦难并没有真正开始的时候却是软弱的、畏缩的、恐惧的。
周原理解他的妻子，不由得心中滋生了温存的、痛切的怜悯，定定地站在房中间。他环顾了一下不大的房间，处处有她勤劳的手作出的精巧布置。玉奇在家庭的摆设上有她独具的匠心和纤细的美感，虽然只有不多的几件家俱、图画和盆花，但在她的组合下，就显现出一种远远超出它们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雅致。不过，这一切也很可能在夜之间全部消失，重回到矮小湫隘的土坯房里去。他又想起，在那被劳教的年月，二十五个人和跳蚤、臭虫、蟑螂一起滚在一间窄狭的土房里的稻草堆上的情景，和这里相比，真是地狱与天堂了。这不禁使他犹豫起来。然而，当他的目光扫到墙上他自己用道劲古朴的魏碑体手书的李大钊同志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时候，他马上又振作了。”你还要想想，”玉奇仍在带着泪声说，“那个人……当初，你们……你们搞成那样子。现在，他在这件事上还没有解决，他不会不记恨你的，你不要太天真了“不！”他断然地说，“我觉得……我觉得有比你、比我更重要的东西。”他拿起帽子走到门口，但又感到这样对待玉奇过于冷淡，于是转回身来安慰她道“你放心好了，我还要想想，我还要好好想想。”
周原从堆着砖瓦、石灰、木料的小巷出来，上了一条东西向的宽阔大街。从一个橱窗明亮的百货商店里，飘出格里格的钢琴独奏曲——《春》。他放慢脚步，想用涓涓的旋律冲洗刚才产生的不快和郁闷。从《春》，他又想起了圣桑的《天鹅》。《天鹅》是他一直非常喜爱的乐曲。自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他总是把《天鹅》和“新时期”三个字联在一起，而且越到后来这种联想就越强烈。他觉得，“新时期”这三个字就象美丽悠扬的《天鹅》一样，使他感蓟春天来临的气息，感到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欣欣向荣的希望，感到在人民中间普遍地产生了和平与友爱的气氛。他扇动鼻翼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尽管清晨的空气已经掺着很浓的汽油味。他爱这一切，甚至可以说他从未这样强烈地爱过这个世界。最近，虽然时已深秋，但他心中总荡漾着春的波纹，任何一个新的事物，一则新的消息，都会在他心中激起一圈圈涟漪，向更远更远的地方扩展开去。可是，在今天，玉奇刚刚给他的劝告，就象一缕垂在水面的柳丝，在这一圈圈涟漪上划出了一道缺口。他也认为玉奇说未来永远是“X”这话是不对的，未来是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是社会主义强国的建成，这点他确信不疑，但是，从现在到未来所经历的具体历史过程，却不能不说是个“X”了。如果这个“X”又会是个“S”，那末在这个“S”的某一个“拐点”上，他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想到这里，他的脚步再不是那样悠闲自如
快的纠葛据说今天早晨就要从北京回到学校，如果又施展那套超科学的方法，搬出“政治显微镜”来观察他搞的补充教材，那末玉奇的忧虑就不是没有道理的了。当然，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那个人”是不可能再把他打成“右派”的，但乘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再次把他搞臭，使他一开始工作就处于不利的境地，还是可以办到的。荡漾的碧波下面并不十分安宁，石头缝里，淤泥底下，水草深处，还会藏有吞小鱼以自肥的食肉动物。
他不准备上学校去了，反正今天上午没有他的课，怀着这样的心情在教研室也是坐不住的。他索性转过身来，走到一个开往郊区的公共汽车站牌下面。
四十分钟以后，公共汽车把他带到他原来劳动的农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迈进光明的门槛时，他要在这里回首向阴暗的过去告别，在宁静的田野上严肃地思考一下他应该怎样第二次起步。
他在一个小土丘上坐下来，摘下帽子，任带菪凉惹的秋风吹拂起他的长发。田野上大秋作物已经收割了，一望无际的玉米茬、高粱茬和休耕地上茂密的萎黄的野草，如同大地茸茸的汗毛，在朝阳下泛着金色的光泽已经秋翻过的土地好似袒露在外的褐色的皮肤。大地象是有生命的、能思想而且能给予人思想的实体，通过阵阵微风向他絮絮低语．这里每一条土路、每一块田地、每一株已经长得高大挺拔的树都能唤起他的回忆。它们象舞台上的布景，构成他当时在这里生活和劳动的场面。在那条土路上，在那三年困难的时期，午夜俐过，他就夹杂在一群人中间顺善它向黑黝黝的田野出发，长长的队伍如同幽灵一样慢腾腾地向前挪动，没有一句话，没有一点声息，只有用白菜叶、毛豆叶制成的卷烟在暗夜中一闪一闪地发着饥饿的光，在这一片地里和那一个打谷场上，人们当时还在用汉墓砖刻和敦煌壁画上所描绘过的那种方式割谷扬场，对祖国的困难，对祖国的灾难，他何尝不想勇敢地去分担一分，和全国人民一道扭转被动的局面？但在极左思潮看来，任何人都不能信任，越是在危急时刻越是要加强“**”，这样，他就只能作为一个单纯的受害者和生活的旁观者，把宝贵的生命消耗在沉重的原始的劳动之中。
然而，他的回忆也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正是在这里，他用汗水完成了把自己变为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洗礼。体力劳动，不管人愿意或不愿意，日久天长就会把你潜移默化，使你获得一种新的习惯、一种新的情感、一种新的观念。尽管周原过去的知识基础很渊博，但仍然是飘渺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只是在这里，他的知识才第一次附着于坚实的形与器之上；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生活鲜明地展示了出来，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改变人们对物质与经济生活的蔑视，迫使人们要从现实出发来思考世界，来检验知识的可靠性。如果不是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周原是可以在改变了的生活和观念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但在那种极左思潮不可遏制地发展成一条极左路线以后，他真正地坠入了思想的黑暗之中。蒙昧主义可以使无知的人永远处于知识的原始状态，却不能把一个已经接受过人类文明的人再拉回野蛮时代；如果他在肉体上没有被消灭，神经器官就会被精神的饥渴折磨得萎缩、扭曲和退化。予是，他的精神再也生产不出一点产品了，只能在怀疑与恐惧之间徘徊。太阳渐渐升高了，大地腾起暖烘烘的泥土香味，轻霜化成氤氲的烟霭蒸蒸而上，前面的小树林和房屋在袅袅的水气里仿佛是在湖水中晃动的影子。这是多么熟悉的景色啊！周原曾经在这里放过牲口。在把牲口赶到这片收割过的田野上来以后，他也曾象现在这样在小土丘上一坐。那时，在看到青草的颜色和薄霜一起在阳光下消融，片片黄叶无声无息地颓然而落的时候，他是怎样想的呢？他不是曾为生命被时针和分针剪成了一段段零落的废品而痛惜过吗？他不是曾向往过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作为人民的一分子对祖国有所贡献吗？那时，他有理想，有抱负。尽管这些都处于压抑之下。而现在，党中央把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机会给了他的时候，他怎能踟蹰不前呢？他知道，现在面临的不是什么教材改革的问题，不是什么孔子孟子的问题，而是一个后半生的人生态度的问题。如果在这刚起步的时候他就退缩下来，那末今后永远也不会再前进一步了，如果现在还继续在怀疑与！恐惧中徘徊，那末整个一生将会是一个可怕的空白。
天上开始出现羽毛似的卷云，象是一阵强劲的秋风在空中的步履，地面上，在田野的尽头，一阵雾似的黄沙弥漫住远方的群山。周原从小土丘上站起来，用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在这里，他重温了二十年的悲欢，最后肯定了：个人的命运不是“那个人”、这个人所能左右的，它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联，他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与祖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线是完全吻合的。过去和现在都不能把这二者分离，今后也永远分离不开，如果社会主义祖国再次遭难。那末现在的退缩和畏惧也救不了自己。
中午，周原在郊区的一个食堂里匆匆吃完午饭，两点钟赶到学校。
这所学校是本省一所历史最悠久的重点中学，现在还保留着创办时期由文庙改建的校舍。虽然它的两旁已经建起了两幢四层楼的现代化建筑，但它夹在它们中间却一点不显得寒伧，反而透出一种典雅气派。二十一年前，周原就在这座文庙里教书。在这斗拱结构的大教室里讲课，即使是现代科学的尖端也仿佛回荡着古老的回音。周原很喜欢这个学校，他的《学宫书简》中的“学官”，指的就是这所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
现在，教室都已搬到两边的楼房中去了，古老的建筑里是教研室、办公室和图书馆。在现代化建筑和文庙之间，新栽种了两行修剪得很整齐的冬青。在文庙前面是一个很大的花坛，这倒是原来就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花坛里所有的植物都被连根拔掉了。最近移栽的几株苹果树和夹竹桃还没有恢复元气，一些说不出名目的花卉，也只有寸把高，寥落地围在四周。在周原和文玉奇恋爱的时候，这个花坛是他们见面的地点，一打下课铃，两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从这里出发，去度一个甜蜜的中午或夜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直到现在，他每经过这里，还会不自觉地朝玉奇原来站立的那个地方张望一下，心头同时泛起一股欢愉的回味。今天中午，他仍是习惯地透过稀疏的树木向那个地方瞟了一眼。然而，今天和往日不同，正在那个地方，好象是有二个人在专门候他似的。不过这是一个男人，背略微有点佝偻。他认不清是谁，快步向那个人走去。
到他们相距五、六步的时候，他才猛然认清：这个人正是文玉奇所说的“那个人”、“他”——阚星文！
阚星文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这种微笑很不自然，看不出表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周原的面孔和上肢的肌肉也牵动起来，同样很难确定应该表现一种什么姿态，是应该伸出手去呢？还是含糊过去呢？
这两个人身高、肩宽、年龄都相同，都有一个圆圆的硕大的头颅和一副聪明的面貌；尽管两个头颅上的黑发中已夹杂着银丝，眉宇之间却都仍然透出勃勃的英气。不同的是周原长的是一对马来人型的大眼睛，开朗而热情；阚星文长的是一对蒙古人型的细长眼睛，沉静而有毅力。这两个二十一年没有见面的密友和敌人就这样默默地、然而又是气概轩昂地对视着，好象谁也不愿意首先饶恕对方，在周原的眼神里，更有一股挑战的意味。
最后，还是阚星文打破了僵局，他淡淡地一笑，把视线移向花坛中的一株树上，说道“我早听说你要回来了。我回了一趟北京，昨天才回来，没有能欢迎你。”
这话不知是真诚的，抑或是讽刺，周原一时还品不出味道，只好随口问了一句“家里都好吧？”
“家母去世了，我是回去送葬的。”阚星文又是淡然一笑，垂下了眼睛。
“啊，对不起！我不知道。”
周原这才发现他两鬓已经斑白了，下眼睑布着渔网似的细细的密纹，并且奇怪地拄着一根紫檀色的手杖，更增加了他的老态。虽然他曾耳闻阚星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但没有想到在这个人身上竟留有这么深的痕迹。
“八十多岁的人了，风烛残年。不过她老人家能拖到现在去世，最后还算得到点安慰。”说完，阚星文头略微一扬，并且抬起眼睛，里面闪出一点愉快的光辉，好象要在周原面前再现他二十年前的神采一样。但周原知道他是在压抑内心的悲伤，同时，他在北京曾见过的那位老太太慈祥的面孔又浮现在眼前，使周原不由得对他产生了同情，反而觉得有点抱愧地低下了头。
两个人再也找不出什么话来说了，一同僵立在花坛旁边。阚星文用手杖尖拨动着花坛里的石子，周原也象是对花坛突然产生了兴趣，呆呆地看着仅有寸把高的草木植物。学生们看见严肃的校长和同样严肃的老师站在一起，都远远地绕道而行，没有什么能把他们从窘境中挽救出来。最后，上课铃响了，才把他们从迷茫中唤醒，两个并肩向那个古代建筑的大门走去。路上，周原又发现了他已经成了跛子，但阚星文没有回答周原惊奇的目光，仍然是淡淡地一笑，在语文教研室门口和他客气地分手了。
阚星文一跛一跛地走进校长办公室，颓然坐在自己的座
的批评”，而是回到那早已消逝了的、仿佛已经成为梦境的过去，回到二十三年前那次毕业晚会上。
那天晚上，礼堂里张灯结采。在舞台上，同学们组成的民乐队演奏着《金蛇狂舞》和《彩云追月》，管弦乐队演奏着《青年圆舞曲》和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从礼堂半空垂下五色缤纷的彩带在一对对蹁跹起舞的年轻人肩头轻拂，四周空气的分子都好象在旋转、欢舞、在乐声中相撞又分开。他和“上官”也在随着圆舞曲的旋律旋转。那时，他的腿是那么矫捷，能够非常潇洒地滑出各式各样的花式舞步。和“上官”跳舞，是男同学的骄傲和享受，而更使他高兴的是：他、“上官”，还有周原又都被分配在一起，三个在大学生活中就有了亲密友谊的同学并没有因为毕业而各自东西。’
这种回忆是甜蜜而又痛苦的。而再往下，就只剩下痛苦了。在场面转换到这个城市以后，这三个年轻人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原来，在绿荫浓郁的校园里，在映着天光山色的昆明湖上，三个同学的友谊是洁白无瑕的。她叫他“星文”，而叫他“周原”，从称呼上来看，好象她和他的关系还更密切些。但到了这里，周原就开始和他竞争了。从此，一对好朋友竟变得相互守口如瓶，如果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还会感到倔促和窘迫。而“上官”呢，夹在他们两人中间也难以左右回旋。他也曾估量过自己和周原双方的优劣：固然，周原是人所公认的“才子”，报刊杂志上经常出现他的名字，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一到学校就受到领导的重视，在政治上有远大的前途；至于在外貌上，两人是不分轩轾的。一不过，“上官”和他同学、同教的是一门学科，在这方面，他可能略胜周原一筹。
可是，正在这个胜负难分的时候，他的父亲——一个在旧社会劳累了大半生的排字工人病势垂危了。一九五六年冬季他请假回京，待他安葬了父亲返回学校以后，马上发现周原和“上官”之间有了进一步的关系。但不知为什么，他们俩却一直瞒着他，直到一九五七年春节他们举行结婚仪式，才用一张请帖对他公开出来。他伤心而且愤怒地把请帖撕得粉碎。那一晚上他没有去，从此也就断绝了和他们的交往。虽然“上官”从来也没有答应过他什么，但他认为在这么长时间当中她是应该领会他的爱情的，如果不是周原使用过某种不正当的手段，“上官”绝不会置他于不顾。爱情的领域是个专制的王国，爱情上的失意使他产生了一种上当受骗了的委屈和偏激情绪，从而把对。周原的友情变成了敌视。恰好，情场上得意的人往往会在其它方面受到挫折，半年以后，周原的《谈邹忌讽齐王纳谏》出问题了。
这时，在反右斗争当中，阚星文也获得了一种新的观念，学会了把人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归结于亲族血缘关系的分析方法，于是对周原就有了新的认识。尽管他和周原相处的六年当中并没有发现这个人在基本政治态度上和自己有什么分歧，但他还是被那种偏激的情绪所推动，写了一篇揭发周原老底的文章。本来，他们俩是无话不谈的，在北京，他的家和周原的家相隔仅一条胡同，他知道周原的祖父是清朝末科进士”曾当过一任七品县官，而周原的早已死去的父亲，是一个沉缅在琴棋书画中终生无所事事的破落户子弟，他从未见过面的伯父却是黄埔军校二期的学生，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高级幕僚。这一切都注定了周原先天就是一个埘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分子，何况他还要“讽共产党纳谏”？这篇文章对周原的打击，等于对他奄奄一息的政治生命开了最后一枪他呆呆地把头仰靠在椅背上。阳光从放在桌上的一杯水反射到发黄的顶棚，映出一个明亮的圆圈，圈中颤动着金色的波纹。这是狂舞的金蛇？还是多瑙河之波？……他闭上眼睛，心头好象有一阵痉挛。他没有想到，他气忿之下对周原的报复却更为猛烈地打击了“上官”。他眼看着她先是从这个重点中学调到一般中学，又被从学校赶出来在一个干鲜果品商店当会计，最后到了缝纫工厂当缝纫工人。对她在一次一次政治运动中的谪迁，他暗暗感到内疚，总希望有一个机会向她解释并在经济上帮助她。
有时，他们在街头也会相遇，而“上官”却总是高昂起头，作出一副藐视一切的样子。他知道自己在她心目中一定是个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卑劣小人了。”女人总是自私的，她只知道人家损害了她，却不想想她在别人心灵上造成的创伤。”每遇到她，他就要这样叹口气摇摇头。人总是带点傻气的，他没有想到，即使他有机会和“上官”谈话，他又怎能向她解释呢？他又能解释什么呢？这个沉静而胸有城府的男人，同时有一种执拗的爱情，他把他一厢情愿的初恋当成最宝贵的回忆藏在心底。这次失恋大大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兴趣，他再不和妇女交往而一心扑在工作上了。并且，反右斗争以后对那些“右派”的严厉处分，也给他内心深处罩上了一片淡淡的暗影：仅凭一篇在党报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就要枪毙掉作者的政治生命，是他原来没有想到的。他批判周原不过是出于报复，要在社会上把情敌搞得臭不可闻，他也的确认为周原是一个卑鄙的人。不过，从社会主义法制上来衡量，即使他非常希望看到周原被送去劳改，也认为是不可能的。可是，当周原果真遭到那种惩罚时，他又被震惊了。
从此，他天真的、还带着稚气的青年时代就结束了，他知道自己也得极其小心地在这一片薄冰上行走。周原的遭遇成了他的第一个社会经验，成了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这柄剑悬得偏右了一些，使得池经常要向左偏过去躲避它的锋刃。于是，在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一中，在哲学界的“大辩论”中，在政治经济学的“大辩论”中，在文艺界的“大辩论”中，他都一直是“左”得很的批判家。正是因为他这种“左”得可爱的热情和卓越的工作能力，在“上官”被弄到干鲜果品商店当会计的时候，他却被提拔成全省闻名的重点中学的党总支书记兼校长了。这一来，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悬殊了，他永远失去了向她鼍解释”的机会？并且，更不幸的是，这次提拔竟成了他的祸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学校就变成了战场，首先被冲击的就是他。因为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下，这次运动一开始就把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特殊社会身分的人当成了“革命”对象，丝毫不理会人的社会实践和思想表现。校长既然是领导，当然就是“走资派”，必须以被告的身分站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来。于是各种莫名其妙的罪名都加在他的头上，甚至他
就在会场上反抗起来。可是批斗他的勇士们比他更倔犟，只一脚就踢断了他的踝骨。本来，骨折是不难愈合的，但那些人说他不过是脚腕扭了筋，不仅不给他治疗，还叫他去农场喂马，结果使他成了残废。二九七二年他一瘸一瘸地又回到这个学校当领导。但教育界什么时候安定过呢？他和学校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每一次运动都要把他矗请”去办“学习班”。在那情绪低沉的日子里，在那很难从集体中得到安慰的孤独年月，他渴望向一个异性的同情者倾诉自己的苦恼和疑惑。于是这个多年没有接触过女性、现在结婚又为时过晚的男人，就把对“上官”的初恋绝对化、理想化了。其实，他脑子里的“上官”早失去了肉身，已经不是一个“她”，而成为他自己想象中的一个精灵、一个感情的寄托了。那时，他每在街上碰见她（他能在很远的距离，在稠人广众之中一眼就看出她），心头就会颤抖，呼吸就会急促，并且总是装作看什么似的站住不动。他不愿意让她看见自己已经成了瘸子。
对周原呢，他的敌对感也缓和多了。在他被踢断腿的那天晚上，他被几个勇士拖进一间小黑屋里。躺在潮湿冰凉的水泥地上，他不由得悲凉地想起了“上官”。由“上官”又想起了周原。他没有料到如今他竟落得和周原同样的下场，“左”并没有帮助他躲过这场极左的灾难。他认识到，他和周原都是极左的受害者，不过是时间不同罢了。把别人对他的批判和他当初对周原的批判联系起来，他也认识到了，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几次政治运动大多违反了运动的本来意图，正如同马克思所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那样：“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了，引起了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严重的对立。他回想站在台下那些口角堆满白沫、头发垂在额角，向他挥动拳头的人，从他们疯狂的、狡黠的、惶惑的、畏怯的眼光来看，显然有的是想在他身上取得什么，有的是通过斗争他来表现自己，有的是想以斗争他来逃避自己的被斗争。在那间小黑屋里，他第一次有了和周原同命运的感觉，开始饶恕周原了。”祝他们好好生活吧！”他想，“上官’跟着我也未必幸福，大家都要经过这么一场，从长远来看，倒是她找他找对了。”
但是，今天中午，周原以凯旋而归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他的面前，既触痛了他的伤疤；又损伤了他准备和解的愿望。现在，这个人的纰漏又暴露在他眼前了。多年的积怨，使他心头又隐隐地闪出了一丝比武的人发现对方破绽时的那种喜悦。然而，这一丝喜悦只不过在心中抖动了一下就很快消失了。而且，这一抖动，反而象扯起了一条长长的带子一般，把他的思绪引向深邃的哲学思考中去了。
在那看得见星光的马厩里，在飘荡着艾草香味的田坎上，在潮湿阴暗的“牛棚”中，他曾屹力地捧着厚而重的《资本论》思考过很多问题。要从纷乱的现实中理出一个头绪，只有借助抽象力；要真正理解文化大革命，既不能从运动在观念上的表现，更不能从各派发出的豪言壮语上来分析。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深处，必然有一个决定一切的本质的东西。《资本论》所教导的方法，正是进入这个本质的钥匙。奇特的是：阚星文在明亮的课堂和安静的书房里没有理解的东西，居然在钢鞭和拳头下理解了。如果说物理学家要在自然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实验，才能得到精确的结果，那末革命者就必须在社会斗争最复杂、最尖锐的状态中才能发现真理。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一个瘸腿的阐星文反而比一个腿脚矫健的阚星文更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了。现在，在考虑苏汉远向他提出的周原的这个问题时，这股强大的理性就在冲击他的感情，竟使他激动地站了起来，一瘸一瘸地在方砖地上转着圈子。
下午三点，苏汉远推门进� ��。他自己从暖瓶里倒了一杯水，在蓝布面的沙发上坐下。几句话，他就把局里叫他去商议的事谈完了，然后歪着头问道“怎样？桌上那份东西看过了吗？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也是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头顶虽然微秃，却没有一丝白发，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最显眼的是他下颔部分表现的返祖现象。不过，那短短的、向喉头削去的下巴并不难看，反而使他显出一种正直厚道、文质彬彬的气派。他是一九**年从县中学提到这所学校来的，一直是阚星文得力的助手。他热爱教育事业并且精通业务，不管是哪一年级、哪一学科的教师在课堂讲课，他只要在教学大楼的长廊里捕捉几个词，就马上能知道课程的进度和教师当堂的情绪。在阚星文“群专”、“靠边站”和参加“学习班”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小心翼翼地驾驶这条蓬破舱漏的小船。他有以随机应变来委屈求全的本领，能和各式各样的“头头”虚与委蛇。而既要办学校，即使是所谓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的学校也好，日常教学总是要人搞的，所以那些专“抓革命”的头头也离不开他，这就是他没有和阚星文一齐“靠边站”的原因。其实，他和阚星文的私人感情很好，在阚星文失去自由的那段时间，他也曾通过各种渠道悄悄地送过许多香烟和罐头之类的东西。阚星文也很了解他，他是他唯一能推心置腹的朋友，所以他并没有掩饰自己的看法，平淡地说。”看过了，不过我看不出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咦”苏汉远诧异了，“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孔孟的案到现在还没有翻嘛！”
阚星文笑了笑，说“谁又给孔孟立过专案呢？值得注意的倒是，为什么‘四人帮’在对待古代文化上的流毒至今还没有肃清。我看了周原搞的编目，的确，为什么选了韩非子、苟子、墨子的东西倒偏偏不选在中国古代文化上影响最深远的孔子与孟子的东西？，另外，我还发现，王安石的《元》过去是一直编入教材的，现在却没有了，而这正是适合初中学生读的七言绝旬。这说明‘四人帮’的鬼影现在还在某些同志脑子里晃来晃去！”说着，他气愤起来，一点笑意也没有了。苏汉远没有料到校长对这个问题会是这种看法。他们俩重新共事以后，就一直忙于抓纲治校，整顿教育和纪律，没有机会谈个人思想和感受。从阚星文憔悴、苍老、残废的外表看，他以为他一定是接受了惨痛的教训的，现在看来并没有。他摇摇头说：“星文啊，我不相信你就这样幼稚，看不出这样搞会给1学校和周原本人带来什么影响。”
看到苏汉远一副胆战心惊的样子，阚星文倒不由得又笑了’起来，说道“我看哪，你要是被‘四人帮，狠狠地整几顿就好了，遗憾的是你吃他们的苦头还不多。”
苏汉远不解地透过厚厚的镜片望着他。不知怎么，最近他总觉到阚星文变得不十分象教育家，更不象搞自然科学的，倒象个哲学家，甚至有点高深莫测的味道。他动气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在揭批“四人帮”的这一年里，阚星文发现，心有余悸的人并不是曾被“四人帮”整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的人，倒是自己受难不深（没有受难的人是没有的），而看到别人备受折磨的人。越是受苦多的越没有“余悸”，这恰成一个反比。不过，他没有把这层意思说出来，只是摆了摇手说：“汉远，咱们说实话，你承认不承认周原说的有点道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读了十年书的高中毕业生，本应该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有个概括的了解。当然，毛主席说过要批判孔孟，从‘五四’以来我们不断地批判过他们的学说，但是批判古人的学说是包含着批判地继承这层目的的，和批判政治上的阶级敌人不同。反过来说，我们在教材里选了苟子、墨子、韩非子，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学说就不用批判了呢？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的确缺少点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而这是不利于我们搞四个现代化的。”
但是，苏汉远仍然固执地盯着他，反问道“孔老二和四个现代化，嗯？这种联系……叫别人怎么理解？”
阚星文不满地扫了他一眼，拉着手杖一瘸一瘸地走到门口。外面，作为会议室的大殿里阒无一人。他把门关好，插上门闩，又踅回来坐在苏汉远旁边的沙发上，斜倾过身子，用深沉的眼光看着他说：“汉远，‘四人帮’把我们同志、朋友之间的坦率都一扫而光了。我就不相信你不懂得对待古人的科学态度和对待现在事物的科学态度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苏汉远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阚星文，阚星文神秘而又带着亲切的举动感染了他。他回想起过去他们在“四人帮”专制恐怖下互相依赖，互相帮助，甚至互相包庇的日子。他知道在阚星文面前他满可以开门见山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比如对周原提出的建议，他只不过认为有点不合时宜罢了，对孔盂的学术观点，他和周原并没有什么歧见。但不知怎么，他却不这样去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他染上了如恩格斯借法国人讽刺美国人时说的“你们的意思是伦敦，而写下来却是君士坦丁堡”那样的习惯，总是言不由衷，非要把自己的语言纳入一个保险的格式里面不可，对人一来就是什么“错误”呀，“倾向”呀，本人的出身背景呀等等，好象不如此就不能表明自己和一些还处于隐晦微妙阶段的敏感问题划清了界线。现在，阚星文的坦白诚恳唤起了他的坦白诚恳，但是也触及了他的痛苦。在肉体上他没有受过阚星文那样多而重的折磨，但在精神上他也是被严重摧残过的；．没有什么比虚伪、而且自己还必须去适应虚伪这点，更能折磨二个正直的人的灵魂了。他低下头，改变了语气，沉重地说：
“知道我是知道的，原则上我也不是不同意周原的意见。但是，你看见那扇门么？你没有发现那不是原来的那扇门么？十年前，我有幸坐在你老兄现在坐的这把交椅上。那是什么日子真是提心吊胆。你是‘躲上小楼成一统去了，
社会根源的。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对这些根本就没有办法。一次干扰对我们这些小人物来说就是一次灭顶之灾……。”他苦皱着眉，摊开双手。又倒在沙发上。语调、声情和手势都表现出一个小人物无可奈何的悲哀。
可是，这番话激怒了阚星文。打倒“四人帮”后的两年中，阚星文深深感觉到，由于党和国家长期中断了民主生活，致使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很忠实的同志也成了新时代的宿命论者，在政治上失去了起码的主观能动儆听凭于从狭隘的经验中得到了所谓“反复”的规律的摆布，在精神上处于随时随地准备挨打的状态。然而，他一时也找不到强有力的论据去说服这样的人。仅仅空泛地说“过去的历史再也不会重演了”这类话，是不能说服一个饱经风霜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他激动地站了起来，手杖不停地在方砖上笃笃地敲着。窗外，天气突然阴沉下来，秋风扬起操场上的黄沙和白杨树的落叶拍打着窗纸。这个地区的气候就是这样，每到深秋都要刮几次大风，天气也时晴时阴。这座古老的建筑物里，一到这个季节就会先透出凉意，使人有萧瑟之感。两个亲密的朋友在这里苦恼着。生活就是这样，你要过于探究它的底蕴，就会发现许多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
“汉远，”阚星又踱了几圈，又回来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把手杖抱在怀里，用亲切的语调说，“我知道有些道理．很难说清，因为它需要时间本身来证明。我在打断腿以后，也象你一样思考过很多问题。我也认为‘四人帮’不是偶然现象，是一种社会的必然性，就是没有这个人，也会有别人来代替他们。可是，难道搞四个现代化就不是必然性么？中
着‘在高中，还可以选入几篇艺术性强而有明显消积因素的传统名篇，指导学生认真批判和鉴别，学习正确地对待古代作品’。何况周原选的还是具有积极因素的作品哩！”说罢，他把小册子撂到茶几上。
“哼，说是这样说”，苏汉远斜了小册子一眼，“那么教材编选小组为什么自己不选呢！”
“正是！”阚星文用食指关节叩着桌子，“我正是从这里看到周原精神可嘉。你想，周原是个傻瓜吗？在受了二十多年委屈以后，好不容易恢复了公职，恢复了工资，难道他不会安安生生地吃碗老米饭以终天年？他何必冒这样的风险！同志，如果极左路线东山再起，你我不过是再次被打倒的问题，而他就会是粉身碎骨了。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我认为这里就体现了他对党的信任，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对祖国古代文化的责任感。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天真和勇气！搞四个现代化，就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瞥了苏汉远一眼，“老是怕以后会挨打，迈不开步子，是搞不成现代化的。”苏汉远脸上泛起了红晕，喃喃地说“星文，我是觉得惭愧，我承认我心有余悸。我觉得……怎么说好呢？这好象是和一个人气质有关的。当然，我也承认你说得有道理，不过我也要提醒你，在这上面你可不要感情用事，听说周原是你的老同学……”
“不！”阚星文断然地、烦躁地截断他的话，“这里和感情没有丝毫关系！”这时，有一股要说服对方的冲动使他突然打开了紧闭了二十多年的闸门，他刷地拉开抽屉，从一个文件夹中取出一片发黄的剪报递给苏汉远“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他是造成我直到现在还没有结婚的原因，而我也曾不客气地回敬过他。要按十九世纪欧洲人的风俗，我们两人一定已经决斗过两次了。说实在的，他在我领导的这个学校里敢于提这样的建议，是要有一个很高的思想境界的。我还没有想到一个惯于写思想检查的人会这样。这点，很值得你我学习哩。”苏汉远接过纸片，用诧异的眼光把这份从二十多年前的报纸上剪下，直保留到今天的文章看完。在这片发黄的纸后面，他仿佛看到敌对的欲望与意志的交战，看到二十余年来两个人在心理上的格斗与角逐。他很受感动，站起来走到阚星文身边，默默地把纸片放在桌上，同时，另一只手亲切地抚着他的肩头，却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言词。
“藐明白了你……也明白了他。这……这都需要勇气和无私。星文，一会儿开会，让我们一起来作工作吧！”
苏汉远走了。阚星文擦着一根火柴，点燃了这张二十多年没有见过天日的纸。潮湿的纸在火焰中蜷缩着，冒出一股刺鼻的青烟终于化成灰烬。
由辩论产生的激情和冲动都过去了，阚星文的情绪又恢复了平静。但是，那种对已经失去了的幸福的惋惜，那种对个人私生活感到不幸的忧伤却又爬上心头，悄悄地，一颗眼泪滚出他的眼眶。但他马上抹去了泪珠。就要开会了，他面临一场贯彻正确路线的斗争。他知道，在生活中，有比个人的幸福与不幸更高的东西。
下午放学的时候，周原和阚星文又在他们早晨相遇的花坛旁边见面了。阚星文脸色腊黄，显得很疲倦，用低沉的声调对周原说“你的建议，总支研究过了，认为很好。另外，总支让我通知你，在语文教研室没有民主选举以前，由你代一样……”九七九年四月一卜日于南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