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天皇授勋的并非加藤的外祖母一人。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处于冷战时期的对峙，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在法律意义上甚至还未结束战争状态。但日本的社会各界形成了一股反省战争和亲善中国的潮流。各种党派和民间团体组团到中国去访问，毛泽东的著作和周恩来的画像在日本的书店和大学里流行，甚至成了木少知识分子争相拥有的前卫标志。“打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圈！”“坚决桿卫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很多日本热血青年头缠布条，手挽着手，在美国驻军基地前抗议“安保条约”时高喊这一类口号，履行着自己神圣的职责。
加藤的父母亲就是在这股潮流中重返中国。他们如愿以偿地发现了一个新中国：妇女真正获得了解放并且在各个社会领域意气风发，往日最为卑贱的工人农民成为了文艺舞台的主人，留洋归国的教授随着医疗小分队深入到了穷乡僻壤，政府官员满身泥巴为人民服务并且累死在盐碱地上，奇迹般的两弹一星在日新月异的广阔大地上陆续腾空……对比日本社会那些令人窒息的等级森严和金钱崇拜，中国确实能够让他们兴奋不已。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针刺麻醉法甚至使加藤的父亲亲身受益，他在北京亲历针麻的外科手术过程，既无痛苦又价格低廉，由他撰文在《读卖新闻》
介绍，引起了日本读者一片惊讶和轰动。中国政府放弃日军侵华的战争索赔，相对于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狠狠刮走的整整三年全部国库收人巨款，红色大国的国际主义慷慨情怀更使他们备觉温暖。
在当时的很多日本知识分子看来，新中国是一个神话，实施了刚好是日本所缺位的社会结构大变革。虽然这个国家还较为清贫，但它代表着最优越的制度和最崇高的精神，是一片燃烧着人类希望的社会主义圣土。不难理解，当庆祝“四人帮”下台的锣鼓鞭炮在北京爆响，当中国革命中的诸多罪恶和人权灾难随后在媒体上曝光，海峡那边很多日本友人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更多一些绝望和迷茫。他们无话可说。他们再一次与中国失之交臂。如果说几十年前中国众多知识分子曾经把日本视为模范和老师，一批批漂洋过海去求取启蒙和维新的救国之道，后来却被日本的大炮隆隆迎头痛击；那么现在，众多日本的知识分子也曾经把中国视为模范和老师，一批批漂洋过海来寻找独立和革命的救国之道，最终却被中国突然亮出来的累累伤痕吓得浑身冰凉。
历史再一次在这两个民族之间开了个玩笑：继中国误解“先进”的日本以后，日本也误解了“先进”的中国。一个维新梦，一个革命梦，先后在很多人那里一一破灭。双方不得不从头开始，不得不开始重新相互认识的漫长过程。
误解难以避免。但一个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不同于英美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印（度）巴（基斯坦）或者希（腊）土（耳其〉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除了正常的利益摩擦，同为一度经济落后的亚洲国家，其交往动机中更暗伏着一种发展道路及其社会制度的寻优和竞比，意识形态的制幻剂常常带来更多一厢情愿的浪漫幻想；一旦幻想破灭，意识形态的放大器也就会大大膨胀怨恨或者轻蔑，加剧两国关系的震荡。从“停滞落后的支那、津田左右吉氏语）到“一无是处的日本竹内好语〉，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可以更换成社会主义的价值尺度先进”模式的光环下穷人革命可以取代富人维新。但这种取代，只是使“先进X落后”的视轴来了一个上下倒置，源自欧洲的单元直线历史观却一如既往，一心追赶先进文明的亚洲式焦虑和亚洲式迫切一如既往。
向西方工业化看齐的意识和潜意识是如此深入人心，自卑的亚洲人免不了有点慌不择路，也就免不了一次次心理高热以及随之而来的骤冷酷寒。
加藤的父母亲向我讲述他们在北京目睹江青被捕时的中国，目睹北京市民和学生连夜庆祝游行时眼中激动的泪水，他们当时的感受十分复杂。他们既无意拥护日本一些左派朋友对江青的崇拜和声援，也无法认同一些右派朋友对中国革命的幸灾乐祸，还有对中国文化的顺手诛杀。他们几乎再一次听到了当年中日战争爆发的炮声，颇有些一时的手足无措。中国革命的这次重挫和转向，不能不启动思想和情感上的地壳运动，中日之间再一次山重水复。几年或十几年以后就可以看得明白先进乂落后”的标尺在本世纪两度失效之后仍然没有废弃，而且在东欧和苏联崩溃之后更增神威，正在迅速比量出各种冷漠和歧视的最新根据。很多日本人的“侵略有功”论和很多中国人的“殖民不够”论重新获得了活力。日本政府可以就殖民和战争问题向韩国正式道歉而至今不向中国正式道歉，厚此薄彼的反常一直受到日本国内舆论主流暧昧的纵容，这里的潜台词十分清楚：赤色支那无权受此大礼。
有意思的是，被轻蔑者有时也能熟练运用轻蔑的逻辑。很多中国人此时虽无制度的优越感，虽处十年**后的贫困，但即使在全中国风行和泛滥着丰田汽车、索尼电视、本田摩托、尼康相机、富士胶卷、东芝电脑以及卡拉0尺的时候，即便是那些热烈向往资本主义的新派精英，对“小日本”的轻蔑也暗中储备，常常一触即发，与他们对欧美的全心爱慕大有区别。他们崇美而贬日，厚西洋而薄东洋，能忍美国之强簕却难容日本之错失。他们似有模糊的历史记忆和地缘政治的直觉，其实不便明言的潜台词更是微妙而且耐人寻味。他们不过是流露出一种日本人同样熟悉的区别法则，不过是觉得自家邻居的黄皮肤和黑头发不足为奇，也不足为尊，无法代表最先进的文明和最先进的人种，因此必须扣分降级。“小日本”不就是有几个臭钱么？日本人炫目的现代化虽然让人眼红，但仍不足以改变“假洋鬼子”的二等身份，他们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牛皮烘烘？
这样，自以为已经“脱亚人欧”的很多日本人觉得无须再高看中国，而渴求“全盘西化”的很多中国人从另一个层面上把轻蔑目光奉还给日本，不能接受日本的高人一等，就像他们不能接受某个同村老乡突然抢先得到了城市户口和高级职称。歧视“落后”的飞去来器伤人最终伤己。两个文化相近经济相依的邻国，两个地理上仅仅一水相隔的邻国，反而面临着越来越遥远的心理距离。
加藤的父母无法改变历史，他们复杂的感受看来只能深埋内心而被人遗忘。他们拥抱中国的努力，包括他们翻译的毛泽东著作和其他中国革命作品，还有对中国技工赴日培训等各项友好事业的全身心投人，无法不承受着越来越多的讥嘲。这些傻书生，他们当时不是可以享受日本现代化的富足繁荣吗？他们当时不是可以吃香喝辣披金戴玉条条大路有“丰田”吗？他们为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而跑到中国来瞎折腾？
何况他们对于中国似乎无恩可报，倒是有伤难愈。加藤母亲的童年是在中国监狱里开始的。加藤外祖父是在中国被处決的。中国东北的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他的罪案卷宗，共屮指控他聚敛民财和三妻六妾之类均属不实之词。这些历史旧账是不可能得到重审甄别的^档案馆的中国官员这样冷冷地告诉他们。
哈尔滨，外祖父屈辱的葬身之地，加藤一家从今以后是不再去那个地方的。那么中国呢，外祖父没有写完的故事在这里再一次面临今后的无限空白，加藤一家在北京打点行装，是不是应该再一次告别这片广阔的大陆？
我没有见过面的一位姐姐和一位哥哥，因为缺医少药而死在日机轰炸下的难民人流里。我岳父的堂兄也是在日军的湖南南县大屠杀时饮弹身亡，尸骨无存。这使我在东京成田机场听到日本话和看到日本国旗时心绪复杂。
新千年的第一天竟在日出之国度过，这是我没想到的。由于汉文化的农历新年已经退出日本国民习俗，更得不到日本法律的承认，西历亦即公历的新年便成了这个国家最重要而且最隆重的节曰。政府、公司以及学校都放了一周左右的长假，人们纷纷归家与亲人团聚。街上到处都挂起了红色或白色的灯笼，还有各种有关“初诣(新年广的贺词或敬语。但一个中国人也许会感触到隆重喜庆之中的几分清寂，比如这里的新年没有中国那种喧闹而多一些安静，没有中国那种奢华而多一些俭约，连国家电视台里的新年晚会也没有中国那种常见的金碧辉煌流光溢彩花团锦簇，只有一些歌手未免寻常的年度歌赛。如果说中国的除夕之夜像一桌豪华大宴，那么此地的除夕之夜则如一杯清茶，似乎更适合人们在榻榻米上正襟危坐地静静品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