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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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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从业者说,脸面,就是自尊。按照人的独立性,脸面在人的一生中大致有三种表现形式:

步入社会之前,所谓的脸面,其实就是家庭与亲朋的荣誉,因为必不可少的溺爱和宠爱,通常表现为强烈的自尊心和任其畸形发展而形成的虚荣心。

步入社会至衰老前,脸面便是实力,没有实力,连妓女都瞧不起,因为缺少实力,通常表现为矛盾重重和痛苦挣扎。

衰老之后,便要沾儿孙的光了,大概儿孙的成就便成了自己的脸面,因为无所事事,通常表现为对儿孙非定如此高的成就的炫耀和对自己或许并不够光荣却非要认定光荣的过去的迷恋与怀念。

我所要讲的,便是叫做实力的那种。

我原该有个不错的前程,因为我们那一级学生中能够考上大学的毕竟还是少数,通过当兵去学一点技术或者继续考军校提干并非是人人都能有的门路。

但我总以为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凭自己的努力照样能够行侠仗义笑傲江湖。残酷的现实轻而易举地就打破了我的幻想,而夸张了的虚荣心却使我变得如同破碎了的玻璃瓶一样,已盛不进任何象征着这个社会本来面貌的流动的东西。干脆利落地解决人生所面临的第一次尴尬,不仅是我当时最真实的状况的反映,细究起来,最根本的原因或许还是我那时候仍过着由父母供养的衣食无忧的生活,衣食无忧因为能够让人不懂得珍惜而变得“勇猛”。

“勇猛”过后,显然又是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探讨脸面当然不可放过这些十字路口。关于这个路口,前面的讲述中已有所提及,但总觉不足,却又从哪说起呢?便从我爹在我失踪的第三十八天终于在我战友的老家找到了我说起吧,我爹跟我一样执拗,向战友的父母再三致谢后,便立刻要带我走。

我当然不会同意,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了的那个原因,我不想离开那个小山村,我们为此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的最终结果,自是双方都做了让步:我答应回去,我爹也保证不再干预我的生活,并按我的要求与我签订了由我独立自主协议书。

这里面当然不全是我爹的功劳,还有战友父母的善意劝说和因相持不下不得已赶来的我娘的寻死觅活,最重要的自然是刘嫂的态度,她居然也被战友的父母邀来劝我,她却只说了一句“什么叫男子汉?拿得起放得下才叫”便一脸不屑地离去了。

关于她的态度,《初恋印象》已作明确交代,在这里只说我:自从有了那次甜蜜,我无论怎么放松自己都无法象她那样平静自然,仿佛做了亏心事,渴望见到她亲近她又害怕见到她,还要无法自抑地去找她。

由于多次吃了她的闭门羹,时值秋收,我便不知疲倦地劳作借以排泄似要把自己炸裂的能量。别看我长得高头大马,耐力却不及一个村妇,刚干了三天,我就在一次用独轮车运玉米棒子时不慎跌入了路边的沟内,幸喜沟内长满了野草才不致受伤。

正在地里忙活的刘嫂急忙扔掉了手中的活计顺势从上面滑了下来,荆棘划破了她的衣衫,露出了雪白的肤。

应该感谢上苍,赐给了我这从那以后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单独相处的机会——她尽是关切地检视着我的周身,她的手虽爬满了老茧却仍是那么温软,搞得我心里痒痒的,便索性一动不动地欣赏着她那对藏在单衣里不安分的玉兔,情不自禁地两手抓住了……我感觉她的身子募地一振,但旋即便平静了下来,轻轻地推开了我的手。

我好想你呀!我的声音里攒足了哭腔。

她随意地理了理略显杂乱的鬓角,柔柔地说,我们不是一路人,那是我自愿的,你不必自责,不少事都是凭良心的,只要你自己不说就没人知道,我是不会说的。

有谁能想得到,她劝我的那句话竟会成了她今生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因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能见过她,即使在我离开的那天。但我还是大声地说,记住,我会活出个样子给你看的!!!因为我感觉她分明在看着我,或许通过半掩着的门,那门分明半掩着,我甚至已看到了她那双噙着泪珠儿却顽强地不肯掉下来的大眼睛。所以,我坚信她能听到我这句令战友的父母和我爹娘诧异不已的话。

可惜了,战友的父母和我爹娘都没能看到我所说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她也没有。或许这也算是脸面的一种吧。

算了,还是不提这些徒招伤感的旧事吧,也勿需去探讨它对我到底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后来发生的事儿应该是最好的证明。

沉住气,听我继续说,我去我爹托关系为我安排的工厂并非自愿,完全因为确无路可走。所以,我按照与父亲的协议,坚决不住家里而住进了厂里的集体宿舍,从而让我能更加深刻的体验生活。

地方上与部队自又会有许多不同,譬如称呼,在部队连长就得叫连长,副连长就得叫副连长,容不得有半点含糊;而地方上则必须连副厂长一起统称厂长,否则,他会认为你瞧不起他,轻则冷哼一声,或者莫名其妙地胡乱发一通火,重者甚至会忙着赶做许多小鞋让你说不清道不明独自别扭却又无可奈何。

对一把手的称呼更加丰富多彩,先是兴叫掌柜的,继而兴叫老板,后来兴叫老大,再后来叫经理、老总,再再后来因称呼过多过繁只有混叫了,但必须依着一把手的喜好,而且在正副之间绝不可以乱。

据说,刚兴叫掌柜的那阵子,厂里的供销科长因觊觑副厂长的位子而与第一副厂长有隙,便创造性地叫第一副厂长“二掌柜的”,叫得二掌柜的洋洋自得,却不觉惹恼了弥勒佛,******掌柜的只有一个哪来二掌柜的,想篡权不成?弥勒佛顾不得兄弟情谊终赶走了他,供销科长顺利地做了副厂长,虽然不是第一,称呼自是不敢乱叫了。

传言不必细说,只说我先是到厂部打杂儿,那时候地方上的车还不多,司机更是稀少,弥勒佛迫不及待地买回专车时,适逢他妻侄小赵公款学车未成,车又不能不开,我便成了弥勒佛的专职司机。

说是专车,不过是辆客货两用车,更多承担的是厂里的运输任务,买车的时候打的也是这个旗号,但弥勒佛很快便离不开了,只要指示财务科到外面租车拉货,车便成了厂部的专用车,鉴于二掌柜的教训,其他副厂长自是无人敢坐,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专车。

由于车少,做司机肯定会有不少好处,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去唠叨那些代人捎带之类而获得的感谢和酬劳,只说连那些科长们甚至副厂长都会尽力巴结你,他们当然不会仅为了捎带之类的小事,老板的动态自该是他们最关心的事儿:或让我替他们多美言几句,或让我替他们顺便送一些不入流的小礼物,或探听老板的喜好和行踪借以炫耀自己与老板的关系如何如何紧密。

至此,我才真正理解了弥勒佛的苦衷和他向我提出的“腿要勤嘴要严心要明”的九字真言,因心里渐生厌恶,便或言辞模糊或故意端起架子或恶作剧地故弄玄虚或干脆把他们送给老板的礼物弄回家去,当然尽是些不值得追究的小礼物,大礼物他们不会通过我。之所以敢这么做,主要来自于我对弥勒佛的深入了解,而且除非他批准决不允许我为他代收礼物。

某一次,我实在经不住办公室主任这个名义上的顶头上司的软硬兼施便勉强为他代收了两箱蜜橘,他声色俱厉地训斥了我并严令我退回去。我无奈,只好去找办公室主任,主任拒不收回让我再想想办法,我便把两箱蜜橘弄回家总算万事大吉。不久,办公室主任即调去车间做了副主任。

因此,我自是要竭力地巴结他、逢迎他、极力维护着他的尊严。到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因为他还信不过我,对我随时都保持着莫名其妙地警惕。

这个社会有时候真是操蛋,跟领导近了便不易与同事相处,连哈巴狗之类的词他们也说得出口,尽管或许他们比谁都哈巴。——我们宿舍共有八个人住上下铺,他们不仅很少叠被子,而且似乎在比赛,仿佛越乱越有本事,好在他们多数只是占着床位很少来住,偶尔住齐一次也不过为了领取厂里鸡蛋、面条、水果之类尽管数量不大却常有的福利。

我实在看不惯他们的作派,却必须融入他们,因为与领导的关系即使再紧密还是与他们相处的时间多,我无法忍受这更多时间的寂寞。

但我发现自己极难融入他们,倒不是因为我看不惯他们,而是因为我特殊的身份让他们把我当成了另类。无论我如何不惜自尊地去讨好他们,他们都无动于衷,见了面至多不冷不热地哼哈两声也算是打了招呼,最尴尬的还是我的出现常常能让热烈的争论警惕地嘎然而止。

为了尽快融入他们,我故意扯乱了自己的被子装作邋遢不堪,他们的脸色稍霁了些,但仍不见有丝毫的表示,直到我杜撰了一个弥勒佛乱搞男女关系的故事,他们才对我热络起来。

极端地自相矛盾!!!那时的我,为了挣得弥勒佛的好印象,常常早起洗脸刮胡刷牙梳头洗至多不超过两天便换洗一次的衬衣,然后干净利落地开车去接弥勒佛,心甘情愿却又要在同事面前违心地说成活受罪。

他们仿佛理解了我,在我面前说话才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他们常偷着把厂里的东西弄回家,却又要嫌弥勒佛管得不严;迫不及待地去领取厂里发放的福利,还要怨恨弥勒佛或许从中得了好处;还有说女人,只要逮住了目标,非要把她的每一个零部件都研究透不可,脸、脖子、胸、腿、头发、五官……渐渐地便会产生关于做爱的感觉、名花最后插到哪泡牛粪上、生过孩子又会如何的联想,并因为联想而常常引发激烈的争论;甚至有人会破天荒地提出假想,如果所有的人同时把尿撒向某个曾侵略过我们的小国,到底能不能造成涝灾等等。

这是年龄层次不等的一群,都结了婚,又绝超不过中年,据说其中的某位相中了一已婚女人的身材,因担心其遭色狼所伤,便于晚班后悄悄做起了护花使者,直到人家误以为遇上了恶人大喊大叫抓流氓才不得不开溜终止了自己的义举。他们,后来都成了我过命的朋友。

再说由于我不屑地努力,弥勒佛终于肯给我信任了,他开始让我把一些拿到厂里财务无法报销的费用藏到车辆维修和燃油费里,在我提醒他此项费用过高后,他又让我造了一些撞了张三家的牛压了李四家的猪之类的单据拿去报销。难道这便是信任?虽有些想不通,但我还是按他的要求做了。

天地良心,因为我自以为理解他所说的现在社会办事不易的理由而更加盲目地理解他,尽管后来听说这些钱都被用在了他赶“找小姐”的时髦上而让我反胃,但在当时我绝没有谋取一丝一毫的私利。

他却分明在怀疑我,我认为,这不单纯因为他或许听说了我那些对他不利的话,而主要是因为他的那个致命的弱点:容不得别人犯半点错误,说白了,就是气量太小,只要他看不顺眼的人,他总会给你挑出一些毛病让你麻烦不断,而且长期做一把手的经历让他根本无法顾及到下面人的感受。

我们的矛盾由此开始了——我赶在春节前请假已让他甚是不满,我能理解,春节正是厂里忙跑关系用车最多的时候,但我莫名其妙地非要请假去探望战友的父母。因为得知了刘嫂的死讯,他勉强应允的假期显然超了几天,不难想象他火冒三丈的愤怒和我已糟糕到了不可理喻程度的情绪,因为情绪,我开着厂里新买的桑塔纳轧坏了王姐的自行车。

他居然不问青红皂白便当众训斥了我,而且容不得我有任何地辩解,只粗暴地要我个人赔偿王姐,搞得几位副厂长都捂着下巴装牙疼。因为羞愧,我原准备接受任何处理,但他的处理显然已激起了我的逆反,虽然我接受了处理,我不服却也是个事实。

事情的发展让我们必须要再次提及王姐了,因为当我把二百元赔偿交给她时,她坚决拒绝了,必是因为弥勒佛的处理意见早已不知被哪位副厂长悄悄透了出来而传得沸沸扬扬,惹得同宿舍的人都在为我愤愤不平,甚至开始有人讥笑我的忠诚为软弱。

自弥勒佛从政府部门调到厂里,厂里素有炒作之风,芝麻粒儿大小的事儿往往也能被夸大成西瓜。于是便有专事刺探消息者,而具有相当级别的高层则因心怀鬼胎常以说漏了嘴为由甘当信息源。所以,该保密的保不住密,不该保密的又常常故弄玄虚,弥勒佛却美其名曰:以静制动,乱中取栗。

这便是当时必要的背景,即使这样的背景,王姐的态度还是让我意外,再三要赔,她说,如果实在要赔的话,便给我十元钱的维修费好了,省得日后总难为情。说着,怕我不信似地指了指车棚里那辆更加破旧的自行车。

后来我才听说,那正是王姐最需要钱的时候,而其时的我虽不缺钱,但因决定给战友的父母寄钱,手头也不宽裕,便给了她十元钱了事。

这便是我与王姐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也是我入狱前唯一的一次接触,虽然她也是我们宿舍最早关注的女人之一。

她的大度确让我折服,不仅体现于这一次,更体现于我出狱后她对我的救助。那一阵子,由于父母双亡,我彻底失去了依靠,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自是没什么脸面可言。

上面所说的,如果非要拉倒脸面上也没什么不妥,脸面就这样广泛地存在于人的生活之中。但要说让我真正感受到脸面的极端重要性并激发我不择手段去谋求脸面的事件,还是蓝毛被抓的那一次。

那时,我还刚刚起步,员工不足五人,公司的进项远没有出项来得快,我们甚至没有一间象样的办公室,公司的办公会议常选在公园或广场的角落召开,所认识的人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连一个能够帮着沟通联络的人也找不出。唯一不缺的,只有兄弟们的信心和热情,他们强烈要求由我出面立即前去营救蓝毛。

就这样凭着一腔热情,我们来到了公安派出所的大门口。门卫爱搭不理地问,找谁?

我躬了躬腰老老实实地答,找所长。

门卫僵硬的脸总算有了丝热气但仍生硬地问,预约了吗?

我答,没有。

他举起电话,那,你先给他打个电话吧。

我哪里知道什么鸟所长的什么鸟电话,自是破绽百出被顶了回来。兄弟们对这样的结局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认为须得把我包装一番。

如何包装呢?首先得有个身份,总经理吗?太小,不如董事长大,就叫做董事长吧。公司倒是现成的,但如何定名呢?讨债公司?不行,太露骨,商贸最时髦,不妨叫商贸股份有限公司吧,再冠以新人类三个字,既体现了公司的宗旨又不致让人瞧不起。

还有,董事长必得有一副行头,这事只有靠胡子了。胡子是出了名的“三只手”,生得没有一点儿能够惹人注目的地方,他能够在瞬息间或暴怒不已或温顺如猫或慈祥的如一尊佛,只要相中了的东西顷刻间就能手到擒来。公司成立之初,虽然我们已有了坚决不再干明显违法的事情的约法,事急权且再试一把,但事后须得再设法退还给失主。

第二天,我们便坐着胡子弄来的桑塔纳2000又去了派出所。我西装革履戴着墨镜便是董事长;胡子身着港衫提了盛着王姐东拼西凑来的一万块钱和几包“软中华”的真皮公文包便是董事长秘书;长发和秃头则故意把名牌西装的扣子系错了位便是董事长的保镖,虽经胡子多次提醒,多次进局子的经历仍使他们的两腿打颤。

果然,当胡子把印有新人类商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赵晓晨的名片递上时,门卫恭顺多了,当即就为我们开了大门,胡子又故作潇洒地把那包兄弟们开了封争相尝了一根的“软中华”甩给了他,喜得他在我们离开时仍频频地向我们招手示意。

所长的办公室宽大却因沙发的无序排列而显得拥挤,他正躺在宽大的老板桌后面的转椅上看中央某台全国时装模特大奖赛泳装的现场直播。他肥肥的两腮的肌肉明显垂了下来,估计不会超过一米七零的个子,胡子操着港音连喊了几遍也没能把他的眼睛从窈窕的女模特身上喊回来,而且显然因为有人打扰了兴致而甚是不满,冷冰冰地问,有事吗?

废话,没事来干嘛?但胡子却快走两步递上了我的名片,而我则捅了捅被名模所吸引暂时忘掉了紧张而原形毕露的秃头和长发。

新人类商贸公司?他轻轻挠着头自语着,显是闹不清何时又冒出这样一个公司。

胡子操着港音解释说,我们是新开办的啦,有一个兄弟被所长老板的部下抓啦,看怎么样办啦。

必是顾及到外事影响,他眼睛终于肯从电视屏幕上移过来,逐一从我们四人的身上滑过,最后在我的身上停下来点了点头,语气变得颇友好地问,你是老板,犯的什么事?

他的眼光好毒啊,我不仅打了个冷颤,浑身不自在地同样点了点头,而我的两位所谓保镖则紧张得如同两根木头,却误打误撞正应了保镖的模样。总算胡子见机得快,他指了指自己的嗓子说道,我们老板的嗓子,得病啦,我们的兄弟玩小姐啦,在香港是不犯法的啦。

他严肃地说,这是在中国大陆,不是在香港,交罚款吧,一万元人民币。怕我们听不懂似的又强调了一下,便自抽屉里掏出了一本搓揉得已卷了起来的单子。

钱是没问题的啦,能不能优惠一点点的啦?胡子拍了拍手中的公文包,适时地掏出两包“软中华”递过去,近乎献媚地问道。

他用手轻轻地推了推,翻了翻原是白眼珠多于黑眼珠的眼珠儿斜视了我们一眼,象最后下了决心似的说,好吧,照顾你们一点儿,五千元人民币,再没有余地了。

事后,我们才了解到,此类案子罚款的上限便是五千元。蓝毛总算救出来了,四个人身上却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因此,在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二十万元之后,便全部交给了蓝毛和胡子去打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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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过了约摸半个月的光景,仍迟迟不见他们有什么行动,便追问他们进展如何,却不料两人一脸愁苦满腹委屈,无从着手呀,老大,我们俩先是各自去想,人员、范围、从哪入手,倒是有了个大致眉目,可后来两人一碰头经互相提醒竟又犯起糊涂来,商量来商量去就是理不出头绪,咳,实在无计可施。

我知道,两人素喜互相辩驳很难形成统一意见,而两人一旦达成一致,必严丝合缝无懈可击。面对二十万巨款,两人准是又绕进了死胡同,便启发道,区区二十万不足挂齿,花掉了等于没挣,你们俩不必想得太过复杂,凡事只要开了头就不难了,不妨从最常见的事想起。

吃!两人突然击了一下掌,异口同声地喊着,算是终于达成了一致,这是他们久已形成的习惯。

虽说民以食为天,吃却最不易,这个“吃”当然不是胡乱地自己混吃,而是要请人吃,首先得有人肯吃。

别不信,叫花子请吃肯定请不到市长,这里面也有讲究,就象政治家所说的官,讲究层次。蓝毛和胡子所能请到的,自然尽是些公安的联防队员。

不要小瞧了他们,凡是人,只要还在这个社会上存在便有他独到的作用,象我们这种经常有纠纷的活儿还真的离不了他们的照顾,他们虽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明里暗里都能帮你,又不是那种一言九鼎式人物所能取代的,而且这帮人也容易打发,只要“一桌酒席两条劣质烟”就能乐得屁颠屁颠的。

不过,这帮人必须得有一言九鼎式的人物镇,否则必会疯狂起来,而我们当时最缺的恰是能镇他们的人。

还是要利用他们,这也是别无办法的办法,有了他们便不愁没有所长指导之类的相对分量较重的人物参加,一个理儿,慢慢地就会有副局长局长,因为他们无疑也希望他们的上司能参加他们的局,而他们的上司因为平易近人的需要,只要邀请的次数多,必会半推半就地应承,我们不需要太多,只要一次就足够了。

这实在是一条太长的战线,蓝毛和胡子变着法儿折腾了两个月,钱花出去不到二万,以酒缸自诩的两个人已然喝得脸色蜡黄双眼长满了眼屎,亏得两人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气概。

渐渐地,总算有所长参加了,按照约定,逢有所长以上级别的人物参加时,我都作陪。

其时,我已拥有了自己的轿车,坐轿车的老板离不了骑摩托车的所长,这是现实,我们那个地方讲究做派也是现实,不妨看一下帮了我大忙的我的做派:总要慢他们半拍入席,又总是借口事儿忙再三致歉,偶尔地但绝不经常地,编造一些与某局长对饮的趣闻以博大家一笑。酒自是不能多喝的,话也要点到为止,而且还要达到预期的效果。不去说这让我太伤脑筋,单说那始终保持如一的儒雅风度倒是折服了不少人。

有一个人偏不信邪,便是抓蓝毛的那位所长,他不依不饶地非要跟我拼酒不可。与人拼酒有时候确能增进感情,但必须心甘情愿真诚而不能弄虚作假,只是所有的酒场都有必须拼酒的理由,似乎不拼酒便没有真诚,而人若是总这样认为,非出毛病不可。幸喜蓝毛和胡子痛定思疼都已喝成了精,猝不及防间便为我换成了凉水,心中有数便能豪情万丈,直到把他喝趴下为止。

比较起来,他办事干脆利落从不挟私报复,反倒比那些欲言又止欲决还休的君子可交。他喜欢别人夸他酒量大,所以凡认识他的人都说他酒量大,事实远非盛传的那样大,一杯酒下肚便已脸红耳赤,愈加豪爽直率,却非要给自己找一个能喝的理由,说,女的、吃药的、脸红的,喝酒都不可忽视,最不能忽视的就是象他这种先红后白的。跟他喝过的次数也不少了,可我从未见过他先红后白的变化,当场喝趴下倒有不少,而他仍有理由,说,该装醉的时候装醉,是一种最高明的策略。

且不过多地说他,只说水到渠成的时候,我激他约局长出来坐坐,他当即拍着胸脯说,局长咱不敢说,副局长咱呼之即来。果然,他骂咧咧地打了一通电话,公安的三个副局长竟都陆续赶来了。他的酒胆愈壮,顾不得副局长的劝阻,又给局长打起了电话,语气自要恭顺了许多。局长居然也来了,只好换了酒席重又开始,而此时的他却已口不能言,两眼直直地只顾瞅着局长的嘴,局长的话肯定一句也没听进去。局长也不着恼,只哂笑道,好实在的东西,且不去管他,我们喝。

据说,他后台的资历级别居然比县长还高,但县官不如现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及至搞定了县建设局长,我发现了官场里的一个或许对兄弟们有用的现象:似乎里面的每个人都被一条或几条线拴住了手脚,只要抓住了其中的一个环节,处于同一条线上的人就会不约而同地聚拢而来;若是要斩断某个环节,其他的人都会疯狂地扑过来,直至将断线人撕裂,除非断线人能够跃出圈子独立地拨弄着线头。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个硕大的数学集合,实力则是学识、财富、背景、能力、机遇、是非标准等诸多子集的交集,而脸面便是这个交集的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

公关计划的顺利实施,不仅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人气也跟着旺了起来。为此,我先是把公司利润的百分之二十列作公关费,如今怕已涨到了百分之四十左右,而且公关费不仅不影响利润,反而让利润呈几何倍数增长。这主要因为,在我们那个地方不少事情都是靠人气来维持的。

所谓人气,实际上就是一些社会关系,关系多了,自然便挣得了脸面。象咱们这种人,要挣得脸面自不能过于吝啬钱财,而且必须把钱财与诸多的譬如恶名之类的因素综合运用。

一定要相信奇迹,我实实在在地很快就织就了一张从民间到商场到官场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大网。因为这张网,渐渐地开始有人求。从求人到有人求,不仅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实力的象征,即脸面。

挣得了脸面,还要懂得维持,维持不是保持原样不变,而应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有求必应,所以有求迅速发展至过多,只能逐步地有所选择的应,渐渐地小事便不屑再管了。

先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在底层难事便多,譬如儿子不养老、宅基地被霸占之类,轻而易举就能摆平;偶尔也有碴儿硬的,或结结实实打一架或长期坚持不懈总有让你服软的时候,鬼尚且怕鬼,更何况活生生的人呢;做这些事通常不收费以彰义举,偶尔碰上正人君子之流,反狠宰一刀也常有,但价码绝不失公允。

就这样,越折腾越大,有了名声之后,连官里也开始有人求。别以为官便无所不能,也别以为我会为了义举的虚名很盲目,下面的一段或许最能反映我《天下财富》末尾所提及的追求。

县里有一位管城建的副县长,向以廉洁勤政敢于仗义执言著称,我多次托人直至托到县里的一把手书记约他吃饭都被找借口推辞了。他越推辞越激发了我结识他的欲望,便倾力在他身边的人身上下功夫。

他的秘书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因错过了提办公室副主任的机会虽还不至于背叛却早已心生不满——背叛,不仅在官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令人最不齿的。

不过,也别祈求绝对的忠诚,背叛是人的本性,不背叛只是因为背叛的砝码还不够,人最想不通的往往正是这一点。

我也这样,在这里当然不是要去说他的秘书只需我一套名牌西装的代价便乖乖地做了我在他身边的眼线而更加让我瞧不起的事儿,而是因为他能够让我及时地了解真实的副县长。秘书说,他不愿跟你交往的根本原因,便是他认为与你们这些人称兄道弟正是官场腐败的根源。

难道不对吗?想归想,我不可能去反驳他,只听他继续说,假清高,迂腐!不仅害得自己得不到提拔,连手下人都跟着无光。别的副县长自己虽说了不算,可人家有好人缘,又能拼死拼活给部下争,他从不,只有拼死拼活地干,累死了,活该!所以,没人愿跟他。一句话,说白了,品行响当当的顶个屁用。

这不,时下正值县委班子换届,其他的领导早跑翻了天,而他却沉到了旧城改造中拖不出腿,劝他几句吧,他反训斥你秘书干政。咳,有一帮人因补偿问题见日里坐在他工地的办公室门前,眼瞅着工程要黄,不要连自己的位子也被搅黄了。

现在这社会真是怪了,什么人都不缺牢骚,不要忽视牢骚,牢骚不单是心怀不满的表现,而且比一本正经更能让人了解真实。秘书的牢骚无疑让我对副县长更加敬重,听到这里,心底突然冒上了“怎么会呢?”,之后又迅速地被强化,居然让我直觉得保住他才是我唯一的正事。

怎么保呢?我当时还没有这样硬朗的关系,只有不动声色地派人打探。两天后就有了准信儿:副县长居然可能要做正县长,静坐的人都是他政敌安排的,都不是一般的居民,眼下工地已开始出现混乱,万一再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加入,局面将无法控制。

这种群体性事件,最伤官人们的脑筋,处置起来反不如我们洒脱痛快。果然,待我们赶到时,双方的对峙已一触即发。由于我们的加入迅速而又出人意料,汹汹的人群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藏在人群中嚷得最响的几位已被蓝毛他们揪离了人群,失去了支撑的人群登时静了下来,莫名其妙地瞅着蓝毛他们。

再看蓝毛,正从一个破帆布兜里抓出刚自银行取出来的成捆儿的百元大钞逐一向他们脸上摔去,边摔边喊,拿呀,拿呀!

他们多是街上的小混混,哪里见过此等阵势,钱虽散了一地,还有谁敢去拿?

还不快滚,等死呀?!胡子俨然一位大将军,猛然间炸雷似的喊了一声,正垂头丧气的他们如遇大赦般溜走了,刚才还群情激奋的人群顿作鸟兽散。

没了人捣乱,旧城改造工程顺利完工了,副县长果然做了正县长,而我则当选为县人大代表,但他仍不肯接受我的吃请。

县人代会闭幕那天,他意外地主动跟我握手,并认真地提醒我,你可要当心啊,他们可是把你当成了我的人啦。

我心中一激,看了一眼亦步亦趋紧紧跟随着他的秘书,突然冒出了一句,你也要当心身边的人喽。

他只愣了愣,即向其他人迎了上去,由于嘈杂的人声,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们之间打哑谜似的交谈。

不久,县长的秘书被调某偏远镇做了副书记,他多次要求见我,我自是知道他的用意,但都让蓝毛挡驾了,像他这种人连蓝毛他们也瞧之不起。

顺境往往能刺激人的欲望却又总把人的思路限定在极狭小的空间内而让人无法突破,而逆境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让人的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我为自己的成就深感自负时,柔弱蒲柳的王姐也正悄悄起着变化:她的小面食店已变成了风味小吃店,主营由单一的馒头发展到十几个品种,经营场所也由那间低矮漆黑的小屋搬到了古朴典雅的二层小楼,雇员达有二十多人。

她视质量为生命,把客户作上帝,严格坚持日营业额一千份的标准,从不贪多,卖完为止,而且不论贫富贵贱一律讲究先来后到,所以,她的门前常常排着长长的等待尝一口王记风味小吃的队伍,也算是县城里的一道风景。

慢慢地,王记风味小吃成了亲朋好友间相互转送的弥足珍贵的礼物,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但她至今仍没有继续拓展规模的意思表示,她似乎对现有的非常满足。

我们所要关注的,当然不仅是这些,而是由此而引起的另一个变化:她不再是我最忠实的听众,在许多问题上有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多与我对立,有时候甚至会非常激烈。

我居� �渐渐习惯了这种令我有损颜面的争吵,若是长时间没有了这种争吵,常常会浑身不自在,严重时甚至茶饭不思。

她从不主动找我,那天正陪一位重要人物吃饭,她的电话却打了过来,而且态度甚不友好。我借故丢下那位重要人物便匆匆赶了过来,未及我喘息稍定,她便质问到,弥勒佛的自行车维修点为什么总有人捣乱?

弥勒佛?自行车?着实让我摸不着头脑。

误以为我在装,她愤怒道,你别装,绝对是你在作怪。

天地良心,我连弥勒佛现在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又怎么能怪我?难道非要我做屈死鬼?

再三地对天盟誓,她才半信半疑地道出了实情:我入狱后,弥勒佛的妻侄接替我做了司机,或许因感觉少了障碍,弥勒佛的行事愈加不堪,虽已不能再想女人,却象是对谁充满了仇恨,疯狂地敛财,经常不断地威胁、恐吓、猥亵女职工。守着个死活人,弥勒佛的老婆原就心怀不满只苦于找不到离婚的理由,经侄子从中撺掇,便伙同侄子告发了他。

由于证据确凿,弥勒佛被判了十三年,他老婆便带着女儿远嫁他乡,不知所终。据说她席卷了家里所有的资财却又被人所骗,有人说她们母女俩在一饭店打工度日,也有人说看见她们在一家歌舞厅坐台,不一而足。

最大的受益者当数其妻侄,因大义灭亲举报有功转为正式工人仍给厂长开车,后死于车祸,抛下一双孤儿寡母。

弥勒佛出狱后,不到五十岁依然满头白发,走路蹒跚,根本无法从事其他营生,勉强靠为他人维修自行车度日,近来确总有人捣乱。

找秃头一问,方知是他们搞的鬼,便说道,以前的事儿,算了吧。

王姐警告我说,凡事都得有个度,物极必反,乐极生悲。

过了不长的时间,县长升到邻县去做书记,而他的政敌则又调到我们县做书记。新书记一到任,便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打黑除恶风暴。

针对我?我不是黑又怎么针对?我自岿然不动,他不久即与我坐到了同一张酒桌上,不过,代价实在太大,仅仅为了请人家吃一顿饭,就耗掉了我上百万的金钱。

由此,我开始反思自己,不觉心中一片茫然。

这时候,王姐告诉我,弥勒佛的修车点因有碍市容被城管取缔了,我决定安排他到我公司看大门,却被他拒绝了。迫于生计,我和王姐再次亲自去请时,他勉强同意了,却是羞答答的不敢抬头,尽管我竭力示好不让自己流露出丝毫的傲气。

为避尴尬,我干脆坐车进出大门,大家来个相互视而不见,心里反坦然了许多。

为此,王姐对我的态度明显好转了,这才是对我最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