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婚礼中出来，想起马路很久以前就约我去看她了。我心里乱糟糟的，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想了想，就计划出前往白石市的路线，去了火车站。
可我万万没想到，再我从另一个城市转去白石市的路上，我遇见了院长和学者。院长没死，学者看见我后很惊讶，拉着院长就要跑。
我追上去，脑子里想着的只有一板砖打爆学者的头，但我发现我好像打不住学者，我好不容易追上他，他只轻轻推了我一把，就把我推到在地了。
然后他叹了口气，对我说：“你就别多事了，我们有枪。”
我怒道：“那你打死我啊！”
学者说：“你以为我不敢呀！不过你怎么没死？”
我说：“我命大。”
学者说：“那这样吧，上次开枪打你是我的错，我给你道歉。我们现在要去弄一笔钱，正好缺人手，你帮我们，到时候我们分给你一些。”
我问：“什么钱，怎么回事？”
学者说：“就是院长的钱啊，我没想到她没把钱藏在孤儿院，却把钱藏到A城了。因为院长傻，拜托别人把钱藏起来，所以我们怕那人不给钱，就想多找几个人去要，你也给我们一起去吧！”
我挠挠头，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没拿到那笔钱？”
学者说：“我最近才说通院长啊！”
我就半信半疑地跟他们上路了，然后我们去了A城。可万万没想到，我们很容易就把钱拿到了手。因为看钱的人是一个老头，他不给，慌乱之中我们把老头给杀了。然后我向学者要钱，学者给了我，他们提出去旅游，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
学者对我说：“这些年我过得累啊，以前杀了你，现在又杀了个老头。这些年我就怕警察抓我，你都不知道，我活得憋屈死了。”
我对他说：“你活该。”
为了提防学者，我先把钱存进了银行。但他们两个人觉得还是把钱拿在手里比较安全，就带着两大包钱上路了。
有一次汽车到站，我们因身怀巨款而无比小心翼翼地下车。现在我们要防两种人，一是贼，二是警察。人这一生很少能同时想着防这两种，在这两种人中，我们更需要防贼，因为我坚信警察很难找到我们，外地的警察也不会知道我们是逃犯。当然，如果非要被贼抢劫或是要被警察抓的话，我们更乐意往贼那边去，被贼抢了钱没了，但还有自由。被警察抓到，钱和自由估计都没了。
这就是说，最需要防备的不一定是最可怕的。
我们要从汽车站到火车站，刚出站，便看见两长排出租车摆满了路的两边，来不及仔细看，我们就被几十个的车司机包围了。方才还前路广阔，一瞬间路上就围满了人，好几圈，黑压压的人头涌上来，极为热情，极为壮观。
院长喊：“我们去火车站。”
几个内圈的人拉住院长，边扯边嚷：“坐我车十块！”
有人嚷：“坐我车，八块！”
有人嚷：“坐我车，五块！”
于是人群炸开了锅，价钱急速下降。这种感觉是前所未有的舒服，一群人争着抢着要我们，这时候就差一个舞台让我们三人站上去，的车司机手捧鲜花，灯光迷乱，众星捧月。我想，价格再降我们都是要付钱的，如果有个免费的出现该多好。
一个划破喧闹的声音出现了：“坐我车，不要钱！”闻声而去，一个光头司机从人群尾圈挤进来，重复道：“坐我车，我不要钱！”他拉住院长就走，院长就跟着他走了，我们就上了光头司机的车。其实我还打算再等等，说不定一会儿倒给钱的司机就出现了。活了这么多年还没坐过免费的车呢，如此情况就更难满足，占便宜当然是多多的好。怎奈那光头司机力气太大，院长挣脱不过，我们就上了他的车。
剩下的司机抓转而围堵其他人，抢客的叫嚷声传来之前，我们已经坐上光头司机的车离开了。
院长对司机说，“你们这儿人真热情。”
司机没说话，车启动，打弯，涌入了路上的车流。
正当我们对这次免费坐车而唏嘘不已的时候，光头司机说，“去火车站是吧，二十块。”车加速，拐过了一个红绿灯。
我靠！我想。
院长问：“刚才不说好的免费？”
司机答：“免费个屁！世上哪儿有免费的出租车？那是拉你们上车的权宜之计。”
院长问：“你们欺骗消费者？”
光头司机膀大腰圆，且光头铮亮，显得凶神恶煞，语气也不善：“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买卖不成仁义在，仁义在生意就可以谈。再说你们也不想想，现在做哪儿一行容易，你们却偏偏要占便宜，你们占了便宜吃亏的就是我们。所以说你们这些人都是自私的，这次是给你们一些教训，以后可要记得呀！做人不能总想的占小便宜。”
学者说，“司机大哥，您说的真有道理，我们也不让你免费了，你就打表吧，该给多少我们就给多少。”
光头司机说，“不行，这点儿堵车。”
学者问：“堵车影响打表？”
光头司机说，“不太影响，不过一辆车有一个规矩，为了免费才坐我车的人，从汽车站到火车站就要二十。”车已经开出去很远，拐过几个红绿灯了。
院长很生气：“那我们下车！”
光头司机把车停在路边，扭过头来，说，“你们现在下车也行，不过这点儿路上几乎没空车，红绿灯也拐了好几个，汽车站你们不一定能找到。如果这样你们还非得下车，也行，给我十块！”
学者说，“起步价明明五块！”
光头司机说，“你们不服也行，我就这规矩，要不我叫来我几个哥们评评理？”
人生地不熟，钱财乃身外之物。我说，“不用，全按照大哥的规矩。”
学者长叹一口气，“二十就二十，去火车站。”
车启动，加速，一路畅通无阻，不见堵车。院长极为恼怒，在这说不说话都显得尴尬的氛围中沉默了几分钟后，她从包里掏出来枪，对着司机的脑袋。我和学者刚要阻拦，院长已扣动了扳机。“咔！”一声，很清脆。没子弹，院长长叹一声，收起了枪。
车突然停在路边，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孩儿拦下出租车，光头司机问：“去哪？”女孩儿看车后面坐了我们三个，摇摇头，说，“不坐不坐。”
光头司机抱怨：“不坐你拦个鸟车！”
我心里想，还是只黑鸟。
学者可能不太相信社会已经黑暗到这种地步了，一个出租车司机都能当强盗。也兴许是在某个瞬间，学者生气了，他饱读的诗书让他觉得不能再忍气吞声，于是顿时大怒了一下，继而战战兢兢地对光头司机说，“你不仅不打表还多载，我要举报，你车牌号是多少？”
光头司机关了空车显示，说，“不多载，不多载。”
学者语气硬了些：“你车牌号多少？”
司机说，“价钱还是可以再商量的嘛！”
到站后，我们付了五块。光头司机临走抱怨道：“会举报你们早说呀！”
这五块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场足够的胜利的。虽然终究还是没有免费，不过司机有一句话说得对，世上没有免费的出租车。换句话来说，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因果报应的，就像我们为了免费而上了一辆车，几经波折后还是付了五块。而司机这么远的路也差不多白跑了。但这只是小的因果，有关于生死的大因果呢？一辆火车驶动的声音传来，我打了个寒颤。
总之结果还是皆大欢喜的，只是想到因果未免恐惧了起来。我想用着皆大欢喜来抑制住恐惧，结果愈想愈恐惧。而我又很想把整个过程给想清楚，我想把我的因果报应计算出来，可又苦于没有衡量标准。无疑，无知的又无法逃脱的报应才是最可怕的，可我又能否做些什么事，来弥补我的报应的呢？这时我脑子里想起了我曾想过的一码归一码。
学者问院长：“二十块钱，你至于去杀一个人吗？”
院长说，“我很生气。”
学者问：“那你把司机杀了谁来开车？”
院长说，“那幸好枪没子弹。”
这次，经过了严谨的协商与讨论后，我们坐上了一辆黑皮火车，这辆黑皮火车通往一个很牛X的城市——上海。因为种种原因，我们选择了去上海旅游。
总之，我们来到了上海，然后天塌地陷了。
我们身怀巨款。
上海治安好。我们也可以去北京，只是北京的火车比上海的晚了半个小时。也是因为上海治安好，科技发达，所以我们三人的通缉令说不定已经先于火车到达上海了。院长的智商想不通这两件事的关联，学者有这个顾虑。买火车票的时候院长才发现她的身份证忘带了，她又说她几十年没用过身份证了，我们想，她的身份可能已经被注销了。也就是法律上，根本没有院长这个人。既然法律上没这个人，法律应该也约束不了这个人。
有一辆警车在火车站外开过去，鸣着警笛，我们一阵惊慌。
“快上火车跑！”
学者大嚷一声，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我踹了他一脚，向火车飞奔而去。此时惊喜地发现，我的人生不那么孤独了。惊险异常，分外自由。
很多小时过去，我们到达了上海。下了火车，又被围堵。
这次围堵我们的不是司机了，大约有几十个特警武警各种警的拿着各种枪的警察在对进出火车站的人进行核对。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核对什么，总之是拦下一个人看看脸翻翻包，再用金属探测器在身上探测一下。探到一个人的时候探测器“嘀嘀”响了，那个人说，“腰带。”
一个警察说，“你可以过去了。”
另一个警察对那个警察说，“男人你检查个屁呀！”
那个警察说，“说不定是女杀手雇来的呢？先别走，让我看看你的腰带。”
那个人亮出腰带，带铁。警察说，“你可以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