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为了和市场上的小投机商和米行老板斗法，却要放手地卖，把价钱狠狠地压。起初那些投机商看到米价一跌就快收，但是越收越跌，搞不了多久，他们就沉不住气了。同时，他们资本有限，有的只是从县银行借的高利贷资本。搁久了不抛出去，别的不说，就是那要付的利钱也压得他们吃不消。一面市场上的米粮价继续疲软，一面银行的贷款利息不断升高，同时县银行又把银根抽得紧紧的，就像套在那些投机米商的颈上的皮带，越勒越紧一样。我才知道，这个县银行本来也是局长开的，后台老板还是那位远在重庆的部长，县银行自然要努力配合老板“吃人家”的事业了。（这些“疲软”、“银根紧”等名词，你们知道吧？这是市场的行话）这些投机米商吃不消了，只好忍痛低价吐出原来高价吃进去的粮食，这一下裕民粮食公司一口都吞光了。转身就牌价高挂。就在这一吞一吐之间，支票就像雪片飞进我的保险柜里来了。简单地说，有些商号和米行就这样被公司吃掉了。公司就吃得愈来愈胖起来。
每一次吃掉一家米行，会计主任就来找我去吃酒。在酒席上，他哈哈大笑地说：“龟儿子，又吃掉了一个蛋！”他咬着糖醋排骨的骨头，咯咯地响，津津有味，就好像嚼的是那些升斗小民和小商贩们的骨头，至少我的感觉就是这样。血腥的压榨，残酷的倾轧，原来就是他们的快乐源泉。
这个裕民公司就这么搞了不到一年的“裕民”事业，赚了大钱，真叫官商一家，无本万利。我亲自经手给重庆的某私营银行兑去不少的钱。但是从外表上看，还是看不出什么来，裕民公司还是那么一个小门面，还是只有那么几个人。我们既没有见到银钱钞票，也没有见到经营的实物粮食，就靠银行支票和提粮单飞来飞去。我们就像神奇的魔术师一样，在支票和提货单之间玩来玩去，就看到“不尽黄金滚滚来”了。当然，我们公司办事的几个人也不过是几只提线木偶，表面上耳提面命的是那位会计主任，其实真正提线的是局长和那位远在重庆进行遥控的部长。他们是于官则有权有势，于商则有粮有钱，操纵着市场，干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买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脸盘发福，肚子胀圆。
我照说不过是一个升斗小民，被偶然的机会拉了进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有时深夜扪心自想，却也有些感到可怕，在良心上说不过去。可是早上一起来，又周旋于支票和提粮单之间，听到会计主任说：“良心！良心值几角钱一斤？”我也就心安理得，继续像过了河的卒子，拼命向前了。
我干了一年，我总以为我们的局长连同他后面的部长是所向无敌的。财神爷简直像是养在他们公馆里的阿猫阿狗，被他们喂家了的。却不知道黄雀之后还有弹弓在瞄着它们。而我也就几乎在这种残酷斗争的场合里把自己的老命报销了。
且说有一天，会计主任来找我，对我说：“这一年算是财神爷照顾我们，赚了不少钱，但是光掌握一些票子，还不是办法，粮食公司还得掌握大量实实在在的粮食在手里，才算脚踏实地，不怕风浪。”
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怎么办？”我问他。
他笑一笑——这位会计主任总是喜欢说到得意之处，那么皮笑肉不笑地皱一皱面皮，听不到他的笑声，只听到从他的牙齿缝里喷出来的嘘嘘的声音。听了像刺骨的寒风，从他的牙齿缝里吹到我的脸面上来。在他那笑声里面当然包含着聪明和智慧，可是更多的是包含着阴险和奸诈。今天他又那么笑一笑——假如那可以算是笑的话。我知道他又有“上上策”要拿出来了。他说：“怎么办？我们既不会种粮食，又不会印票子，更不会变戏法，叫粮食像从天上落雨一样落到我们的粮仓里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