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宁温泉是个远近闻名的旅游风景区。那儿有个荣军疗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伤员治病和疗养的地方。
一天，秋风送爽，万里无云。学校组织我们去温泉旅游。我们同学分乘几辆敞篷汽车直向目的地驶去。
农民积极贯彻执行国家粮、油、棉统购统销政策。
一路上，我们的车子只能缓慢而行，因为沿途送公粮、卖余粮的农民络绎不绝。他们有的用箩挑，有的用独轮车推，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路上飞扬着欢声笑语。
在温泉我遇到了辣儿。
辣儿很聪明，模仿能力特别强，除讲本地话以外，还会讲武汉话、湖南话、崇阳话…人们常要她模仿某人的说话声，她都模仿得微妙微肖，引得人们捧着肚子笑。
辣儿的父亲是酿酒的。由于她从小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酒量特别大。她有着同男孩一样的性格，攀树、游泳、说粗话，所以人们都叫她“辣儿”。
人们都说辣儿爱打抱不平，是个好心肠女孩。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我曾经就听说，她用酒灌醉一个“税官”，解脱一位老人的故事。
有一次，一个腰间挎着合子枪，老百姓称之谓“打厘金”（税官）的大胖子，坐在辣儿家门前“守株待兔”。
不一会，一位瘦老头，拖着沉重的双脚，边走边敲着手上的小铜锣，漫不经心地来到辣儿家门前。
瘦老头肩上挑着担子。担子一头的谷箩上面有只筛子，筛子里有两、三斤“打糖”（乡下人用大米加麦芽熬成的糖）；另一头的谷箩里是四、五斤稻谷。稻谷是他走村串户，用“打糖”从孩子们那儿换来的。
胖子见到老头，一把拉住，说：“拿钱来完税！”老头说：“孩子们是用稻谷换糖，我这里没有钱。”胖子说：“不纳税就别想走！”。老头没办法，只好老老实实站在那里。辣儿在一旁看了，心里不是滋味。
正在这时，辣儿的母亲唤家人吃饭。辣儿的父亲见胖子坐在门前，也只好顺便叫他一起吃点饭。
辣儿的父亲从酒缸里舀来一大碗酒，摆在饭桌上让大家随意喝。
胖子自斟自饮，一杯又一杯。辣儿看出胖子“好酒”，心里有了主意，于是又从酒缸里舀来一大碗酒。
辣儿先给胖子的杯子斟满酒，再将自己杯子加满，说：“来，我敬你一杯。”，说完，一口把酒干了。胖子心想：小小姑娘能喝什么酒！于是很不在意地端起酒杯来了个“底朝天”并回敬辣儿的酒。辣儿很干脆地接受了。辣儿心里早就有底，又劝胖子喝了一杯。就这样你来我去，两大碗酒干了。眼见胖子看人的眼睛眯了，说话的舌头卷了，语无伦次了。辣儿见时机已到，当胖子又要向她敬酒时，便乘机说：“我接受你的酒可以，但你要答应我，让门前的老头走。”胖子连声说：“可以！可以！”。
辣儿连忙走到门前，高声对老头说：“老人家，这位‘税官’叫你走。”瘦老头站在那里半信半疑。但当他仔细看了看辣儿使劲递过来的眼色时，便急忙挑起担子，离去。
现在面前的辣儿，是一个文静的大姑娘。她穿着一身黄色军装，上装外面还套着雪白的护士服。头上没戴帽子，短发仅仅盖着两耳。在黄军装和白外套的映衬下，圆圆的脸蛋，显得又白又红，一双眼睛水灵灵，两个深深的酒窝，微微一笑，像两朵盛开的鲜花。充分显示出青春的美丽。
辣儿告诉我，她现在的名字叫周惠青，在汀泗完小毕业后就辍学在家，参加了官塘区人民政府组织的妇女宣传队。
她说的是实话，我两次假日回家：一次是在汀泗完小听同学说，她在那儿上学，但我没见到她本人；另一次是春节，我见她和宣传队的妇女们在镇上表演“打花棍”，宣传“婚姻法”。她没发现我，我见她正在表演，也就没向她打招呼。
当时农村土改进入了“复查”阶段，村村都有头上戴着灰色八角帽，身上穿着灰色衣、裤，只不过男同志是中山装，女同志是列宁装的“工作组”。身穿列宁服装的女同志，天天带着周惠青走家串户，宣传“土改法”、“婚姻法”。
周惠青的祖母“七妈”，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份子，经常被土改工作队和农民协会拉去斗争。周惠青没有参与祖母的剥削，也没有享受地主的剥削生活，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重在表现”。所以吸收她加入了妇女宣传队，并保送她当上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
早上来时，晴空万里，可一到下午就下起了麻麻小雨。领队老师决定带我们提前返校，如果不走，那么多人，晚上住宿就成了大问题。
大家只好冒着小雨爬了上车。
我站在车中间，被周围的同学包围着。
车子刚一发动，我就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答应了一声，忙从人群中探头向车下看。
周惠青仰头望着车上，额头上几根头发贴在脸上，我不知道那头发是汗湿了的还是被小雨淋湿了的。她举起手上的雨衣，交给站在车斗傍边的一位同学。
我接过那位同学递过来的雨衣，转过头去，想再向她作个道别，可是车子已经开动了。
我见她站在路旁，不停地向我们这离去的车子挥手。
没想到这是我和她的最后一面。
小雨越下越大。同学们帮助我把雨衣穿在身上，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发现，同学们这时非常羡慕我。
回到学校以后，我和周惠青互相通过几次信，她很羡慕我的学生生活。她说她如果有机会还是要继续去上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