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一路号啕回到故乡，从悲痛中醒来后，袁世凯很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袁家虽说是个大家族，由于郭太夫人训教有方，全家和睦相处，彼此间自然充满着亲情。何况家中还有他的亲生父母安在，父慰母劝，袁世凯的心情自然也就好了许多。可这并不等于说袁世凯会就此变得老实下来。悲痛过后不久，袁世凯就又恢复了原样，依然玩劣任性。
第二年的春上，堂叔袁保恒回家探亲，见着牛嫂和小世凯孤儿寡母的，甚是心酸。此时的袁保恒已是官拜户部左侍郎，奉旨到陕甘总督左宗棠部办理西征粮台事宜，这次省亲是得到上级批准顺道的。看到牛嫂母子可怜，小世凯无师授读，恐其步入歪道，在征得牛嫂同意后，便把这个玩劣小子带到京城去了。但碍于自身公务繁忙，一到京城，保恒叔就把袁世凯交了另一位叔父袁保龄。并责其严加管束不可懈弛。袁保龄是袁甲三次子，官居内阁中书，平时又不太出差，有的是时间管教这个坏小子。为教育袁世凯读书习文，保恒叔还真甩了血本，他为袁世凯请来“一进士二举人”三个老师：一个是进士张星炳，另两个分别是举人谢廷萱和周文淳。而且保恒叔还给他们三个分了工，张星炳教写字，周文淳教作诗，教八股文的自然就是谢廷萱了。为了教育下一代，保恒叔这种狠手段，恐怕令今人都为之咂舌。
可这有用吗。两位叔父可谓押上血本，三位老师累得呕心带吐血，一场“恶补”下来，回头你再看看，袁世凯依旧在吟诗、作文、写字上无一称是。单这还不算数，令人哭笑两难的是，坏小子书没读好，性意识却萌发极早，一个十五岁小小少年竟学会背着大人逛“八大胡同”了。
保恒叔在写给老家的信中都快哭了：“资份不高，且异动非常，长此可怎么得了啊。”
袁氏家族向以“求官建功，拯救天下”为门楣家训。在那个时候，求官就只有读书这一门子路，不然，耀东祖爷爷也不会读书读得最后把命都读没了。
当时和袁世凯一起来北京读书的还有他的一个本家弟弟，叫袁世绳。这小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比袁世凯也逊色不了哪儿去。负责监管工作的保龄叔朝这一对坏小子开始使起绝招来，他把袁世凯的书桌安置在老师的侧案，把那个袁世绳安置到另一间书房，让这两人没机会挤在一块胡闹。让袁世凯坐在老师旁边，就是让老师眼睛够得着他。光是这样，保龄叔觉得还不够，干脆就连袁世凯晚上的睡处也搬到了老师睡觉房间的隔壁书房里。
两位叔父为了让袁世凯好好读书，以求上进，不可谓不煞费苦心，解数使尽。两位叔父满以为这下总该把这小子圈牢了。不错，人是被圈上了，监督布控得也严实，可圈着人你却圈不住他的心。袁世凯的学业还是不老好，还是写不好那该死的八股文。
“世凯这孩子，真就不是读书料啊！”两位叔父哀叹道。
客观地说，袁世凯在两位叔父严厉看管下，还是学到不少东西。两位叔父期盼着他们这个虎头巴脑的侄儿能在科场上博个功名，尽管心里有点底气不足。
就在这时，一个噩耗打老家传来，这年的11月，袁世凯的亲生父亲袁保中病故。
按照当时政府规定，当官的如果谁死了亲爹老子娘当中的一个，那谁就得“开缺”回家守制三年；生员谁要是死了这二老其中哪一个，那他就得在家守孝三年，这三年还不能参加科考。袁世凯自是不必理会这个。因为他打小就过继给了二叔袁保庆，也是就说他已不再是袁保中的儿子了。自然也就用不着守这个孝了。
1876年秋天，三年一度的乡试到了。袁世凯要回开封考试了。他虽然不喜欢读书，书读得也着实不咋样，这考式还要参加的。想学着祖辈，父辈们那样将来好光宗耀祖，就得走仁途。就这样，袁世凯承受着很大的思想包袱和心理压力下了考场。结果，与考前预料一样，袁世凯落榜了。尽管刷下是早已定局的事，但对少年袁世凯的心灵创伤却是很大的。
儿子考场失败，大大地急坏了牛氏夫人，见着宝贝儿子一付落魄失魂的样子，牛夫人心疼坏了。啥时儿子受过这等委屈啊。她想让儿子尽快从不堪痛苦中能脱颖出来，再说儿子也不老小了，干脆给“宝贝儿”弄个老婆来，叫他高兴高兴。知子莫若母啊。
1876年（光绪二年）腊月，牛夫人的合理建议得到了大伙的一致认同，于是全家上下一齐动起来，于是袁世凯就娶了沈丘县一个财主家女儿于氏当老婆了。
也许牛夫人办事性急了些，这对小新人生活得很不合拍，袁世凯家是书香门第，于老丈人家虽然有几个小钱，可并非读书人家，于小姐打小就没学过文化，目不识丁，没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不大懂得富贵人家规矩礼节，不会夫妻间的浪漫情调。婚后两年夫妻间还算对付，后来还生下了儿子克定。
有一天，袁世凯见于小姐（不，现在该称呼于氏夫人了）喜欢系一条红色的绣花缎子裤带，就跟于氏开玩笑说，看你这打扮，倒象个“马班子”（当地土话，窑姐），于氏一听，立马翻脸回敬，说俺不是“马班子”，俺有姥姥家（意思是说俺是有娘家的人，明媒正娶，不是没娘养的姨太太）。袁世凯的生母原为姨太太，后来才扶为继室。袁世凯认为于氏这是在揭他的短处，随一怒之下而去，发誓从此不再与她同房，于氏逐成了主妇“牌位”。
科场、情场两失意，一向优越惯了的袁世凯心里别提多么苦恼。
正好在这时候，袁保恒官升级了，调任刑部左侍郎，成了省部级领导。别看保恒官越当越大，工作越来越繁忙，可保恒叔对这俩爹都没了的侄儿的学业和举业一直很挂心。得知袁世凯秋围不第，搁家生活得又不顺心，便修书给袁世凯，嘱咐他千万不要灰心，不要颓废，前面的路还很长，想要学上头长辈光耀门庭，经史要读的、八股文要做的，下届秋闱还是要秋闱的。
袁世凯接到保恒叔父的信，阅后心里很难过。但他仍在给保恒叔父回信时强调，拟不再以文章博得功名。信是这样写的：
侄世凯敬禀叔父大人侍下。九月二十一日奉到赐示，谆谆告诫，相勖以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并专力于闱艺策论，腹笥既充，下届秋闱传战，定卜夺得锦标矣。捧读之馀，具见勉励之殷，爱矜之切，溢于言表，使侄愧感交并，不知涕泗之何从。侄自少天分不足，素性顽钝，不好读书。稍长，日与庸鄙者处，七窍尽被芳草封塞，旋经益友规诫，稍稍致力于文章词赋间，期年得青一衿，侄不自知侥幸得此寸进，反视学问与功名可猎取而得，无待钻研攻苦者。才能作得儿句时文，以为苏韩可学而至焉；才能吟成几什俚句，以为李杜亦可学而至焉。于是广结文社，按期课艺，欲思尽涤旧染之污，克成袁氏之佳子弟。讵知秋闱不第，锐气为之一挫；操劳而成咯血症，锐气又为之一挫。居常每自窃叹，苍苍者天，何限我以天赋，勒我以学问，若斯之酷耶!再图以文章猎取功名，只恐画饼难以充饥耳。故自闱后返里，意志颓唐，经史子集尽束之高阁，几如祖龙劫后，只字无复寓目。惟日与二三同里少年，驰马试剑，以习武功。侄已逾终军请缨之年，倍切定远从戎之志，至于从青灯黄卷中博取紫袍玉带，则略识之无者，不敢再作此梦想矣。侄之苦衷，如是如是，愿大人留意栽培为幸。肃此谨请万福金安，侄世凯谨禀。
袁世凯在信中既伤感自己有负长辈殷望，又检讨自已读者失之努力，自负且不自量力。可怜巴巴地向保恒叔父诉苦，你看你侄儿读书都读吐血了啊！
袁保恒接信看过并及时回复：
吾侄既不愿从故纸堆中讨生括，决然舍文事而讲武功，拟效班超之投笔从戎，其志非不壮，惜乎遭逢不偶，当此边疆肃靖，四海平安，英雄无用武之地，还当熟读兵书韬略，简练揣摩，一旦机会适至，便可闻鸡而起矣。
袁世凯读罢保恒叔父复寄，心中甚觉苦味，瞧叔父这意思书是非读不可，“栽培”的事半拉字儿不提。不中，看来还须与保恒叔父再行“理论理论”才是，于是又提笔写道：
侄世凯敬复叔父大人侍下。二十五日又接到赐示，蔼然长者之言，诫属确论。惟侄庸愚成性，既不能上马杀贼，又不能下马作露布，徒自临渊羡鱼，空存妄想耳。况近世天演竞争，战事竞尚铁血主义，计谋无所施，勇力不足恃，吾国旧有之《孙武兵法》、《太公战略》等书，几成明日黄花，读之仅能知古而不知今，无补实用。兼之吾国陆军犹守旧制，海军虽尚新法，稍胜于旧有之水师炮艇，而与英美等海军相较，瞠乎其后矣，而各国虎视耽耽，野心来戢，一旦夷氛不靖，竞以兵戎相见，胜败未可逆料也。侄由是主张不观吾国兵书，专阅日本暨德意志之战略，惜乎译本不多，未窥全豹，更慨纸上谈兵，无从实地练习。久拟赴德，西人陆军学校肄业，无如自嗣父作古后，家计艰难，一家之温饱尚属不易，安有多金作游学经费？此愿已成画饼矣。顷奉慈命，使侄来京请安，并乞我叔留意提拔为幸，束装在即，先此禀闻。伏维亮察。侄世凯谨禀。
保恒叔父折信一看，心里笑了，小子耶，不好好读书倒想捞偏门儿。这种“捞偏门儿”思想要不得的，不过袁家今后能够“嗣武有人、亦略欣慰！”但目前仍还是读书为第一重要。思想至此，保恒叔父在回书世凯侄儿信中只说了短短十六个字：
为官入仕，读书为上。速速来京，再作道理。
1877年月，袁世凯再次回到了北京的保恒叔家。当然，这次叔侄见面，袁保恒对袁世凯一番开导教悔是少不了的，开导教悔中保恒叔却发现他这个侄子身子骨好象有些瘦了，人也没了以往张扬，没了以往浮嚣，连点儿亢奋都没有，让人觉着很有些稳贴成熟，甚至还有那么点羞答答的意思。
袁保恒点了点头，嗯，这就对了。
是啊，经历了“双重”打击后的袁世凯较之以前的确稳当了许多，人也学会思索了。好吧，既然保恒叔父一定坚持，做晚辈的又岂可轻拂？袁世凯这次来是下了决心的，一是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喜欢“章句之学”没关系，可以兼学别样嘛，比如《孙子兵法》、《尉缭子》，还有西国军册等；二来保恒、保龄二位叔父官做这么大，来往接触的官宦名流肯定多多，自己可以在他们之间的往来交流过程当中，从这些人身上长点儿见识，学些为官为人之道，说不定自己哪天就用上了（后来还真用上了，用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外，袁世凯他人还有自己的一套歪理儿：叔祖父袁甲三读书只不过读了个四品给事中，尽管袁甲三死时袁世凯才四岁，对这位叔祖父根本就没印象，可这些都是大人们平时讲的呀。还有保恒叔，读书读到尽头也不过当了翰林院的“小编”。他们之所后来扶摇青云，位高权重，还不是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战场上捞来的，尤其保恒叔，由于战场上骁勇善战，杀人有功，不光升高了官位，还被朝廷封为大清国的“伊勒图巴鲁图”。他似乎认准了，枪杆子里面出大官儿。
袁世凯在北京保恒叔家里，一边认真看书学习，一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帮叔父跑腿办事，弄得两个叔父特别满意，保恒叔夸赞之余还给不错的评价：世凯侄儿办事机敏，张弛有度，将来若能为官定是中上美材。
1877年冬,郭太夫人寿终，享年101岁。袁保恒回籍奔丧，正赶上河南一带发生特大旱灾，饥民相食，饿殍遍野。河南巡抚李庆翔因赈灾迟延，被朝廷革职查办。袁保恒丧假期满后，受命到河南府（开封）帮办救灾事宜。
袁保恒去开封时把袁世凯也带了去，目的是要历练历练他。袁世凯果不负望，凡事保恒叔交办的差事，袁世凯件件办得利落漂亮，保恒叔甚是欣喜。当然，袁世凯也从中学到了不少办事经验，长了不少真本事。
次年4月间，袁世凯嗣母牛夫人告病，好像病得还不轻。袁家本是以“孝悌节俭”治家，孝顺的袁世凯便告假辞别了叔父，回到项城老家给她亲爱的嗣母牛氏端汤端药去了。想不到的是，此次暂离竟成了叔侄二人的永诀。
奉命赈灾中,袁保恒摒绝供帐，服食粗粝，协同暂署河南的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通饬所属府、州、县署，详查灾民户口造册上报。他日夜为救灾操劳，连上数折陈述灾情，还亲书求助信件发给全国各省大吏，内容字字泣血，句句蕴泪，可感上天！并写家书要求家人倾尽家财恤救本地灾民。他还亲自步行到各祠庙祈祷。由于经常食无定，袁保恒身心日渐憔悴。
次年4月，豫东一带春雨霖降，他顶风冒雨，不惧秽恶，奔赴各地视察严禁胥吏舞弊，使饥民得到实惠。5月春雨过后，灾区一种可怕的瘟疫——霍乱，正在四处蔓延，袁保恒不顾他人劝阻，决定近日动身再巡一遍灾区，查视春播情况，哪知尚未成行，却不幸染上霍乱。心力体力本已几近衰竭的袁保恒，哪里还承受得住，患病仅只三天，便溘然长逝。
一位朝廷良臣走了，灾民闻讯，无不痛哭流涕。朝廷保奏，追念他的功德，谥号“文诚”，并将袁保恒的事迹撰列在临淮、陈州袁甲三祠内配享。
袁保恒去世后没多久，袁保龄慨然以先兄遗志未尽，河南灾民仍处饥饿死亡中，不顾十数年积累的资历劳绩（作者注：此时袁保龄刚补侍读之缺，而且是特旨即选的知府），呈请开去底缺，辞官归里，办理赈务，他劝家人尽出家财，不够又向人借贷。同时向巡府提出赈灾，善后；兴修水利，置办农耕器具等。在袁保龄的带动下，远尽富绅闻风相助，救活不少饥民男女。巡府有感于此，上奏他的事迹，朝廷奖其以道员既选，加三品衔。到此处，有人可能会这样妾想，兄弟俩这般玩命，莫非赈灾也会赈上瘾来不成？
要想解开这个疑问，其实并不难；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淮宁（今河南淮阳）发生灾荒，我们的郭老太太当时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就帮着家里人做些煮粥、缝衣等济贫的事。嫁到袁家，特别袁家兴旺发达后，家虽富有了，但在郭老太戒满持盈的教育下，一直以崇俭黜华为家训，从不肆意挥霍浪费。在家乡居住的人，均穿布衣，孩童不准穿皮衣。袁甲三的继室过门以后，看到这种情况，也去掉繁华，敦尚朴素，换上了荆钗布裙，对甲三说：“节用是我家法，何况母亲茹苦半生，尚爱惜物力，我有何德而享奢华？尚居官不俭，怎能廉法？岂能以用度不谨，有累夫子清德？”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黄河在中牟决口，波及项城，田庐尽淹，许多人流离失所。郭老太太命家人向族邻发散米粥，达数月之久。许多人因此保住了命。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河南大旱，袁甲三带头捐献两千两银子，同时倡导在京的河南同乡捐款，赈济灾民。
1859年（咸丰九年），江南借杭州贡院举行乡试，不少良士因道远不资前往，袁甲三均资助盛行。
类似善义之举，事不胜书，如此慈善大家里走出的朝廷官员，又有“求官建功，拯救天下”家训门楣安在，敢不惜以身驱，勤政爱惜乎！
至于后来，袁家又怎地会出了个袁世凯这么个“败家”玩艺儿，普通的解释给上一百个不管用，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伪君子假学者，对此也只能是胡诌几句便为作罢。真要诸多解释都无法解释得令人信服，那就只有一种解释是可能的，那就是“天性”二字。
当正在家中侍候嗣母牛氏尽孝的袁世凯得到叔父染病的传信后，便一刻不停地赶往开封。上天无眼啊！就在他赶回开封的路上，保恒叔父已经撒手人寰，连和叔父见上一眼说上最后一句话都没有。袁世凯到了开封看到保龄叔的灵柩，几乎伤悲欲绝，叔侄感情笃厚，袁世凯扑跪在灵前只哭得瞬时天昏地暗！
等到保龄叔父和保恒叔父之子袁世勋赶来开封，三人一起料理完袁保恒的后事。保恒叔父的逝世，袁世凯顿感天塌一般。叔父人不在了，自己还待在开封干什么呢。茫然无所依靠的袁世凯，就又回到项城老家。
虽然袁氏家族是大家族，有钱有势，可这大家族也自有它的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郭太夫人健在时，举家上下尚能同心协力，恪守家法，维持着五世同堂风光局面。随着甲三、树三、风三、重三四个儿子相继辞世离去，后接着保庆、保中、保恒三个孙子又一一离去，如今郭太夫人也一走了之了，袁氏族中开始矛盾显现，渐渐纷争不断。加上早年家族中年龄较长的保恒和保龄长年为官在外，家中缺少权威，“保”字辈无人管教，相互不服，且多不长进。此时袁家已是“人人坐食，而兼习嗜好，”甚至有人背地里竟抽起了“大烟”。长此以往，袁家人岂不个个都将沦为废人，坐吃山空，袁家最终将是败家败业！
最早察觉到这一点的是袁保龄。
袁保龄考虑到自己和兄长保恒长年居官在外，家中出现这样局面，是谁也不愿看到的，可事实又明显摆放在那儿，想好好问管下无奈鞭长莫及，欲以置之不理却又于心不忍。他书信与袁保恒商量，仿效古时传下的计口授田办法，将袁家所有田产分为十二股，按“保”字辈十位兄弟每人分得一股，只可自行经营自主收支，不准典押外人。袁保恒、袁保龄所分两股归郭夫人经营，余下两股也由郭太夫人经管，作公中应酬和祭祀之用。哪曾想计划尚未实施，先是郭太夫人归天，接下保恒兄长亡故。眼看家里矛盾云涌，家中又找不出个象样的人管束，情之所急，兄弟不得不提前各自分家，至此袁氏家族——这个延续不到百年的大家庭终于解体了。
这年是1878年。
也就是在这一年，大清国的“小弟”所管辖的那块地盘上，开始闹起了“乱子”，好像还很蔓延。据听闻,“乱子”闹得比1875年“尉山”那次严重好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