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道这位令袁世凯恼火让老吴大叔生气之人为何许人也？他就是刚从大清国来到朝鲜没几天时间的马建常（这人后来不知道闹什么鬼，又改名叫马相伯了），为了吻合时代，故在此仍叫他马建常吧。此人与马建忠是一对亲兄弟。
那么马建常是怎么来到朝鲜的，其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188年在大清与朝鲜之间又发生了哪些事情，这在以往涉袁作品里几乎是一处空白。为了历史的完整性，不致使这段历史中的事件及所涉人物被遗漏，笔者很想絮叨一下，故设标题为：朝鲜188。事情还得从去年赵宁夏来大清说起——
去年11月1日，朝鲜奏陈使赵宁夏再次来到天津，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提交一份朝鲜国王的咨文，逊称：窃小邦向不谙外务，而各国换约在前，一切交涉商外事件，茫然不知下手，烦请贵大臣酌量小邦应行时宜，代聘贤明练达之士，迨兹东来，随事指导。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赵宁夏怀里揣着本国国王的东西不直接去北京而奔天津呢？这看起来很不合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惯例。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就在稍前刚刚签订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里，一是着重申明了大清与朝鲜宗藩关系，二是注明朝鲜国王与大清李爵师是平级关系。所以别说一个奏陈使赵宁夏了，既是小李国王来了也没资格与大清皇帝直接对话。不象现在，朝鲜“金二胖子”来到中国，9大常委轮个儿接见。真令人担忧这样一直下去，好孩子也会惯成个坏孩子的！
对于朝鲜国王的咨文，在当天李鸿章与赵宁夏的笔谈中，李鸿章明确推荐曾任驻天津领事的德国人穆麟德助朝鲜办理“交涉关税各事”，但他随之又提出“既延请西人，必须有中国委员同往联络钤制”。当时朝鲜方面曾希望就地取材，请清政府委派此时已回国内的马建忠前来。但被李鸿章以“在此公务甚繁，不克分身。暂难前去”为由一口回绝。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大清很多朝臣对壬午兵变后日、朝两国所签《济物浦条约》很为不满，尤为条约中赔款一项，更引起不少非议，而负责处理此事的马建忠备受指责。作为在朝鲜的少壮派人物袁世凯，张謇反应最为激烈。张謇毫不客气地认为：作为朝方谈判代表的幕后策划与指导者，马建忠罪责难逃。对于马建忠怂恿朝鲜政府向日人举“借外债开矿”一事，张謇更是痛恨不已。188年8月19日《张謇日记》记载：闻赵宁夏辈有请于其它国开矿事，此真庸奴。0日又载：闻赵宁夏辈有借债五十万事，息八厘，六岁后偿，此则悉仿日本所为，自弊而已。然度此等举动，必马氏兄弟蛊也。
张謇日记“马氏兄弟”亦既马建常、马建忠哥儿俩。有人或许不明白，张謇怎么把人家哥哥也扯进来了呢？这是因为从1881年马建常就被李鸿章准派驻日使馆参赞，直到188年底被派来朝鲜，马建常一直在日本干着这个从七品的芝麻绿豆官儿。张謇本来就对马建忠谋划朝、日两国签约赔偿的事满腔忿恨，甚至直接怀疑是这哥儿俩合伙作崇，50两赔银中他们一定没少拿回扣。这可是以出卖大清与藩国利益为代价而一卖身日人，二中饱私囊啊。现在大清与朝鲜刚已签过借银、开矿合同，你哥儿俩又蛊惑朝鲜与日人借款开矿，这是什么意思，吃回扣吃红眼了吗，难道你们两兄弟不想要头上那颗脑袋了吗？
那么马建常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马建常，1840年4月17日出生于江苏丹阳县北乡的一个天主教村落马字村。马家是一个天主教世家，马建常洗名“若瑟”。
马建常这人打小就不安分，10岁那年不经父母知道就偷偷一个人溜出了家，跑到上海郊外徐家汇一个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创办的圣依纳爵公学，学名斯臧。要说马建常这人可真够执着，他在这里一呆就是十二年。到了186年5月，耶稣会在徐家汇设立初学院，岁的马建常才成了一名见习修士。1864年完成见习一俟，马建常就对背负十字架的那个“外国老头”发下毒誓，终生献身教会。1869年，马建常终于如愿以偿，当了“马神父”。这年“马神父”刚好0岁，算不算是人们所说的“三十而立”了呢？
“马神父”有个特点，纵观一生，总爱与人搞冲突。“马神父”干神父期间，老在社会上胡逛遛，被耶稣会关起来反省，多亏了其在李鸿章准军当粮台哥哥马建勋带领一支兵发难，耶稣会斗不过当兵的，这才放了“马神父”。此事过去没多久吧，187年，“马神父”又与耶稣会搞冲突，去考大清的秀才，这与神父这一职称很不吻合。耶稣会会长高若天就很不满，你不是人很能吗，那你去搞《数理大全》翻译吧。结果呢，“马神父”搞了年翻译，楞是把马若天的《数理大全》给整黄了。
马会长一气之下，令其退会还俗。
“马神父”退会还俗了，成了正常人了，那咱还叫他马建常吧。马建常无“神”一身轻，就求其兄马建勋帮忙在山东藩司余紫垣手下混个小差事。这年是1876年，到了这时候，6岁的马建常才突然醒过神来，人生最精彩的东西还不曾有过里，于是，马建常就取妻王氏，打此才总算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正常人了。到后来，他又跑李鸿章手下混。1881年，李鸿章准派马建常去清驻日人使馆，当了个从七品参赞。当时老马都40多岁了，也许是李鸿章动了恻隐之心，不好意思让他这么一个4岁的“大叔”当马仔。40岁时李爵帅早已当上江苏巡抚了，他这一恻隐，40多岁的老马“大叔”才闹了个“小科员”干干。
这就是4岁之前马建常。
这时有人不禁会问，搞了这么半天不咸不淡的玩艺儿，可是马建常与袁世凯辞活训练“镇抚营”有啥关系呢，难道马建常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出馊主意的不成？是的。
马建常与穆麟德一行是188年1月1日抵达汉城的，坐了差不多半月的“冷板凳”，直到6日上午，小李国王才接见了这俩人儿。马建常虽然才40岁挂点儿零，可人家毕竟打10岁就参加社会工作了，而且干的还是“洋活儿”，0年可不是白混的，嘴皮子工夫那是生生了得。刚头一个照面，马同志就“三言二拍”地把小李国王唬了个结实。
据马建常本人回忆，当时他对高宗的献策上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请“编练新军，改用西洋操法，先以千人试办”；二是帮助整理朝鲜外交。
天，还“献策”哪！马同志这人可真逗。你马同志不“献策”那会儿，人家袁世凯就已经训练罢“亲兵营”又训“镇抚营”了。也许你不“献策”，练兵的事儿这会儿正朝顺利的方向前进，你这一个“马后屁”打出竟还是个“洋马后屁”——改用西洋操法。看来马同志还是不改往日那好与人闹冲突的毛病。袁世凯是淮军操法，西军辅之，中西医结合，你让人家小李国王“改用西洋操法”，这不是成心与人闹冲突嘛。
马建常这一瞎掺乎不当紧，袁世凯立马来了个“金盆洗手”。这下可坑苦了小李国王那拨“镇抚营”的弟兄们。因为袁世凯替吴大叔管摊子去了，向直隶总督借拔银子成了没影的事儿了，“借款，开矿”的合同也不知去了哪儿。没了银子，回头再瞧瞧“亲兵营”、“镇抚营”那两拔弟兄们，个个“新颜”换旧貌，又打回到从前的“原形”了。以前练兵没了银子，袁世凯总是很有办法，有了直隶总督那二位大“公关先生”，借拨点总能成。既使在朝鲜，政府里有袁世凯几个铁杆弟兄，办起事来也很能窜动风的。你马建常呢，人脉的有？实力的有？两样你都没有，就敢“下船”伊始，二五不识的空张个大嘴巴胡“献策”，我看这人大约脑子里面进水了。
更有意思的事是，你别看马“大叔”都40多岁了，思想行为上却还不及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人成熟。甚至说他带有点儿弱智都不为过。
188年月日，朝鲜小李国王给马建常开了个二二乎乎的“玩笑”，任命他为正二品衔议政府赞议并兼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协办。乖乖，了不得耶，套现在的级别，可是国务院副总理级啊！马“大叔”在国内从十岁“童工”算起，咋说也有0多年工龄了，李鸿章才大恩施舍似的赏了“科员”。而现如今到朝鲜不足俩月时间，人家小李国王就给马“大叔”整了个“副总理”。这事儿要搁正常人心理上根本无法承受得了。可是马建常却硬生生地楞把这活儿给接下了。这让人不尽产生怀疑，难道小李国王和马建常俩人都是那种缺心眼人不成？论级别你小李国王和李爵帅是平级，李爵帅上头还有个总理衙门，而总理衙门上头才是大清皇帝，你小李国王差着辈儿呢，有什么资格任命“上国”的官员，尽管“马大叔”是个大龄“科员”，可那也不成啊，说句不客气的话，别忘了你是什么身份？可马建常这人真敢整，想当官都想出精神病了，堂堂大清宗主国的官员，当然官小是小了点儿，就那你也不能去舔着脸皮去做大清一小藩邦的“副总理”呀？。
想当初闵妃任命袁世凯为上将军，都被袁世凯及时回绝，那是三军总司令衔啊。
还好，有人及时把马建常丢到国外的那张脸皮帮拣了回来。
188年月，李鸿章得此消息，大为震怒，骂马建常；你还有没有羞耻心！为了挽回大清尊严，维护国体，李鸿章为此专咨朝鲜政府；马建常系天朝职官。该国王只可以宾礼接待，遇事咨访筹商，断不应兼受属邦官号。小李国王自知理亏，吓得大气不敢喘，急忙下令，立即免去马建常朝鲜议政院赞议之职。马建常的异国“副总理”梦被李鸿章一下击个粉碎。
据穆麟德后来回忆：马建常还曾参与当时朝鲜政府交涉对外借款工作。
所谓“对外借款”实际上就是张謇去年8月0日日记里记载的，“然度此等举动，必马氏兄弟蛊也。”
关于马氏兄弟蛊惑朝鲜政府向日人借款一事，还是起源于“壬午兵变”。
根据《济物浦条约》规定，朝鲜政府不但要向日人赔款50万日圆，而且还要派遣“谢罪代表团”前往日人那儿谢罪。这个由15人组织成的“谢罪团”里，有一位特殊人物，他就是朝鲜“开化党”首要人物金玉均，是个十折不扣的亲日派，也是后来“甲午政变”的组织者和发动者。此是后话。
赴日一个月后，“谢罪团”除金玉均外其余成员全部返回朝鲜，只金玉均一人留了下来。金玉均和日人福泽谕吉说他这次来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就是作为朝鲜王室代表，专门和日人协商借款事宜。于是福泽谕吉找到井上馨外务卿商议，井上馨立刻同意。但日本方面提出要朝鲜国王亲笔信以及朝鲜海关税作为担保，结果金玉均按日人的要求提供了上述文件。双方达成借款议项，马建常作为大清协办朝鲜对外交涉通商关税派出的代表，一定会积极参与这次对日本的借款工作。由此可说，张謇的“必马氏兄弟蛊也”说是百分百正确。何况还有穆麟德的证说。
188年初，金玉均返回朝鲜。为了迎合日人，金玉均和福泽谕吉商定，派遣井上角五郎到朝鲜汉城办《汉城旬报》。在朝鲜出版日本报纸，目的是为了煽动朝鲜人反对大清。
这时吴长庆回国述职还没回来，负责庆军全面工作的袁世凯看到这个报纸后，非常愤怒。他找到此时接替“花鬼子”的日公使竹添进一郎，质问他办《汉城旬报》的目的是想干什么。有在朝鲜发行的必要吗？竹添当时不知道办报的背后情况，因此就同意了袁世凯的要求，该报禁止在朝鲜发行，只能在日本关岛才能买到。这张反大清的报纸就这样地被袁世凯暂时给扼杀了。
由于“必马氏兄弟蛊也”，对日借款和因借款而办报，这给大清在朝的利益和地位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引来不小的麻烦。
后来李鸿章奏派兼具外交与商务使命的“总办朝鲜各国商务委员”陈树棠常驻汉城。马建常在朝鲜混不下去了，只好卷上铺盖回国内了。
马建常在天津又向李鸿章开始“献策”了，说：朝鲜的事情要早定政策，或听其主自，中国脱离关系；或实行干涉，派干练钦差大臣率兵前往，作有力指导，高丽始有挽救的希望。
李鸿章一听，登时就来气了，心说：什么叫“脱离关系”，照你这么说，朝鲜干脆送给日人得了，是吗？还有，凡我派往朝鲜的人都不干练，就你马建常干练却又回来了，是吗？李鸿章本是一位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但被面前的这个小丑气极了，还是不免对马建常大声吼道：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
马建常受了呵斥，自觉没趣，干脆把自己一包装改名马良，就又混到教学界与人搞“冲突”去了。至于后来咋又叫马相伯这名儿，我也搞不甚明白！
后来，马建常从未与人谈及他在朝鲜的这段“光辉事迹”。而是“倒打一耙”地说在朝鲜受尽了那个阴险狡诈之徒袁世凯的恶意倾轧，无情蹂躏；袁世凯还“诬陷他于官舍犯狎妓，甚至引起视他”“为兄弟行”的清军统帅吴长庆的猜忌与怀疑。
一个严重干扰袁世凯训练新军、蛊惑朝鲜政府向日人借款，因借款答允日人办报给当时负责庆军全面工作的袁世凯制造麻烦的人，却对人谎言说是袁世凯倾轧了他，吴长庆猜忌了他。这就是后“为人师表”而早年却极不成熟的马相伯。
188年4月，吴长庆回国述职后返回朝鲜，陪他一起回来的有张謇及另外一个人。这人叫张詧，人称张三先生，是张謇的三兄长。
吴长庆回来时，袁世凯亲自去南阳码头迎。当吴长庆走下船来，给袁世凯的第一感觉就是，吴大叔的气色很不好，象是一个大病初愈之人。袁世凯无不担心地悄悄询问张謇，而张只是叹了声气，并未作答。
回到下都监大本营，张謇领着张詧去了，吴长庆将袁世凯留了下来。
吴大叔手指向一张椅子，说：世侄，你坐下吧。
袁世凯两眼迷茫地望着吴大叔，恭敬坐下。
吴大叔神情庄肃地说道：世侄，此次汝叔归来朝鲜，因有恙在身，恐今后军中大事仍需世侄多有承担。但凡有事者，大胆放心去做，趁汝叔今仍安在，多加磨砺，他日必可出人头地，望吾世侄切记，切记。
此时袁世凯差不多都要哭出来了。瞧着吴大叔一脸病憔的神情，说话又是那样怆然无力，象是在作临终遗嘱呢！袁世凯刚想探问究竟，不料吴大叔却轻轻摆了下手，说：世侄下去吧，我有些累了，有事改日说吧。
袁世凯揖礼退了出来，满腹疑惑地回到自己住处。袁世凯经过一番猜想，终实也猜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吴大叔身体看上来并无大碍，吴大叔这次回国述职，其间一定是遭遇到了什么？
那么，是否真如袁世凯所猜测那样，吴长庆真就在国内遭遇到什么了吗？答案是：是。
而且事情说起来还相当复杂。
咱们还是先从李鸿章因李太夫人去世丁忧说起：
去年4月17日，李鸿章获准假期一个月，去武汉其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处探视母病，朝廷准调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不料李鸿章尚未成行，李太夫人于4月19日就已去世。李鸿章自此守制丁忧。
何谓丁忧？丁忧就是祖制。具体点说，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去世，无论此人何官何职，从得知丧讯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有说三十六个月（不含闰月）。这就叫丁扰。
丁忧源于汉代。丁忧期间，丁忧的人不准为官，如无特殊原因，国家也不可以强招丁忧的人为官。若官员遇丁忧匿丧不报，将可能遭到御史弹劾（如李贤与张居正），一般都会遭到革职处分，因历代王朝均标榜以孝治天下。但是有时候为了对国家某些时局，回家可以强招丁忧的人为官，这叫“夺情，既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以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
李鸿章守制丁扰，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还是李鸿章自己选定的替手。月1日，还在李鸿章在为前去武汉探视母病做准备的时候，就一面把徐建寅从欧洲回国时所撰《德国海部述略》和清国驻日领事余隽建议设立海军衙门的条陈转交翰林院张佩伦参阅，一面又告诉张佩伦：振帅(作者注：指张树声)有志整备师船。袁保龄也写信告诉张佩伦：合肥（作者注：指李鸿章）望公，将以水师相累，谅新帅当有同心。亦须看时局乃发，水师丁统领，恐不胜任。袁保龄与张佩伦乃挚友。5月4日，李鸿章在给张佩伦的信中再次提及，北洋水师，振公自应接办。这三者联系起来足可证明，张树声的确是李鸿章自己选定的替手。
张树声，字振轩，与李鸿章同为安徽合肥人。1854年起，张树声随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围剿捻子，因其善于同名士结交，又被称作“诰封清流”。后编为淮军“树字营”。是淮系集团中地位仅次于李鸿章的重要人物。
5月0日，李鸿章自天津乘“保大”轮南下奔丧。
从以人看来，这一切安排是十分合情合理，挑不出什么毛病。
可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却是急转直下，李、张二人虽不曾反目成仇，然却“城门失火，映及池物”，把个吴长庆坑得不轻。
起因就出在张树声的儿子“清流鞋子”张华奎身上。
此人何故称作“清流鞋子”呢，这还得从“清流”派词上絮叨几句。
“清流”为朝廷中的非主流派别，他们中主要多为言官，不是当权派。“清流”又分“捐班清流（有点资质水平的小人物）”和“诰封清流（有权有势上乘人物）”。“清流”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陈宝琛、黄体芳、邓承修、宝廷，“清流老大”是翁同酥。“清流”负敢谏之名，为朝廷倚重。他们中一人上疏，四方传诵。这些人经常聚集一堆，搜寡弊事，商酌字句，上疏弹劾。而张华奎既不是赀者，亦非权者，只是这些“清流”人物中间一个跑腿的“信息员”，故此戏称其为“清流鞋子”是也。
前年时，张华奎就曾对张佩伦说，李鸿章说他母亲年迈多病，为作后事安排，嘱张树声襄助处理淮军事务。张佩伦当初进李鸿章幕府是张华奎推荐，故两人关系密切，无话不谈。张华奎这是在暗示张佩伦，意思是说，若李太夫人故世，李鸿章必然要守制丁忧，希望到时候张佩伦能协助张家父子。虽然张华奎此时只是工部的一个捐纳郎中，但看待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还是相当准的。如今果然李母去世，李鸿章守制丁忧。
但张佩伦却把这个事写信告诉了李鸿章，张佩伦没有打小报告的意思，只是公事公办咨询李鸿章可不可以照此来办。李鸿章丁忧临行前致函张佩伦，对他允诺协助张树声一事提出保留意见，称恐“致它日进退两难。若于事有济而于公出处大计有裨，则鄙早乐赞其成矣”。李鸿章意思在说，于公这是好事，我应该支持你这样做。只是它日若有变故，你就左右为难了。以张佩伦为人处事之精明，他十分明白李鸿章话中的含意。张佩伦深知李鸿章一直对自己十分器重和厚望，而他本人确实也不愿失去李鸿章这棵陈年老树的庇荫。一个人在官场上“站错了队”就不好玩了。李鸿章这一“保留”意见，令张佩伦立刻态度大变，回函张华奎、婉辞对其的邀请。背后还给了张氏父子“温柔一刀”——将张氏父子的“思想活动”连同张华奎的回信一同密呈李鸿章，表示与张氏父子的彻底决裂。
5月1日，张树声在毫不知此情的情况下，依然上谕奏请派翰林院侍讲张佩伦帮办北洋水帅并请加卿衔。这就证实了张树声按照原先约定开始行动了。而令张树声想不到的是，张佩伦竟通过李鸿章所控制的军机处，驳回了张树声的提名，使得刚刚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被李鸿章隔空抽了一个狠狠的大嘴巴。因为帮办大员及赏加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能擅清。
6月1日，张佩伦密友陈宝琛上奏：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请照例议处。部议下来，张树声被罚俸9个月。张佩伦与张氏父子从此交恶。
张佩伦的一系列举动，无非是在向李鸿章急于表态。
到底是李鸿章对时局的判断上，善于把握先机，胜算一筹。“壬午兵变”给李鸿章重返天津创造了机会。但对先前张树声的行为，李鸿章并不计较，甚至写信给张树声：今中旨叠催，而前咨王夔翁文内厡有假满后回上或有警报，即赴津筹办之语。朝日纷争，虽未云警报，究于海防薇有关系。明知大才筹画，悉合机宜，即李鸿章前去亦断无所增益。对意殷盼，岂敢漠视，自食前言？……粤中人来，谓沅帅（作者注：指曾国荃）五月二十四日由湘登舟，忽发病而止。果尔则执事回任两粤固在其中。若无意南行，而鸿章被诏迫趣，终不免此行，只可专办通商，奉屈台斾驻省经理直隶事宜，兄必力为筹助，无分畛域。服制期内，无再握畿篆之理。
此信意在明说，朝廷“夺情”，我岂敢违命，不回任上？曾国荃奉旨署理你的两广总督，现在看来因病也去不了了，你回两广总督任上已不是问题。如果不愿南下，咱俩合伙干，我署理洋务，你署理直隶总督，怎么样？
官场上能把话说得如此明白，无不透露着霸气，自然显示出李爵帅在淮系集团中的霸主地位。
李鸿章重返天津，官职依旧。这令张树声很是尴尬，但毕竟张树声在处理“壬午兵变”中是得了分的，清廷对他厚赏嘉奖，并加封太子少保衔。次年，也就是188年初，张树声再次还督两广。
这里就要着重说下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了。既然被李鸿章一声呵斥，搁置不议，张謇以为此事就不会再有下文了。谁知那个“清流鞋子”张华奎，在父亲那里看了这篇《朝鲜善后六策》，就把它抄录了一份，从天津带到了北京，交给几个“清流”密友传看。很快张謇这篇文章就在全京城传开了。南派清议首领，工部尚书藩祖荫，两代帝师翁同酥立即支持这篇文章。侍郎宝廷、邓承修等人还专折上奏，弄得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关注上了。朝廷多位官员到总理衙门和军机处询问他们对《朝鲜善后六策》的看法，而两个部门均没有接到过李鸿章的上奏，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么一篇文章，搞得一时京城舆论大哗。这是因为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不通过正常官方渠道上达朝廷，是宝廷、邓承修等人专折上奏。
霎时间，在清廷上下掀起一阵“东征论”热潮。持这种观点的人很不在少数，他们鄙视日人只不过蕞尔三岛，论现有实力根本不是大清国的对手。日人之所以胆敢挑衅大清，是因为大清事事退让，畏葸惧战的结果。所谓“东征论”就是主动出兵，干掉日人，将朝鲜划大清一省份而辖之。就连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也觉得壬午兵变后，对朝，日之间的纠纷处理得有所轻率，当事人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此慈禧太后转询李鸿章，搞得李鸿章很是被动与难堪。但他依然显得甚为淡定，认为大清在军备还没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不可轻启对日人开战。同时，李鸿章还认为，此事显然是张氏父子与吴长庆联手俗自立山头。李鸿章更恼恨吴长庆在自己不在的时候，竟怂恿部下张謇搞什么“善后六策”，以至使慈禧太后转询自己，朝中大臣籍口攻讦自己。李鸿章越思越恼，决定收拾吴长庆。刚好吴长庆回国述职，李鸿章就让部下传言吴长庆，俗将“庆”字营改编归属马建忠管制，而令吴长庆暂时待在天津待命。
消息传来，张謇等一干幕僚愤忿不平，力劝吴长庆引退，并请其上奏解除本职住京。吴长庆开始表示同意，可是慎重一想，本来李鸿章就误以为自己是在联合张氏父另立行山头，这样的话将势必演化成与李鸿章的公开决裂，事情就永远也说不明白了。好在后来幸亏他的两个好友袁保龄、周馥斡旋下，李鸿章这才没有对吴长庆立即下手。
吴长庆一返回朝鲜，才有了和袁世凯那番谈话。可以想象得到，吴长庆当时的心情是多么复杂，甚至是有点灰心了。
这件事对于张謇来说，也是一个很大打击。他比任何人都为之倍感痛苦，甚至有些后悔——是他，准确地是因了他的《朝鲜善后六策》累及了吴长庆。他为此时觉内心有说不出的愧疚与不安，大有“子期虽非因我所杀，但却因我而死”之感。
十二年后，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设恩科会试，张謇考中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直到这时，张謇对当年发生的事情仍是耿耿于怀，并为此专呈弹劾李鸿章，遂报了当年那“一箭之仇”。
张謇看到吴长庆眼下处境维艰，自己在庆军中前景暗淡，遂萌发了归退的念头。这次随吴长庆返回朝鲜时，张謇便将三兄长张詧引入庆军，先习军中事务，后为替代自己。
188年8月，张謇告别吴长庆回到国内。
多有书中说张謇是1884年随吴长庆回国的，但据多方查证，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未完待续）